墨与烬-第二部 - Yuan
这是《墨与烬》第二部的草稿，还有不少没有写完、有待补充细节的地方，也同样还有很多匆匆从口述记录转为文字、需要修改润色之处。但我选择先抓紧在结构上完成它，再找时间细细打磨。因为写作本身，也是一件极其消耗心神之事，特别是这种题材的写作。我很担心如果不一鼓作气，我能否把它真正写完，而不会想一年前一样，开一个头，烂
尾一年尾。先完成，再完善，不完美。——Yuan
第二部 墨
（八）
过完年回京后一个多月，父亲打来电话，说四月份爷爷要过八十五岁生日，现在这个情况，保不准是不是最后一个生日了，让我能回去就回去。
当然，那些与爷爷的博弈、爷爷的反对、父亲的说服与努力……从不曾出现在他的电话中。据小小姑（小爷爷的女儿）说，爷爷原本是无论如何都不愿过这个大寿的。一方面，恐怕是他不想让更多人看到他现在这般凄惨落魄的样子，自己也提不起什么精神与动力，病痛无休止的折磨很容易摧毁一个已没有执念求生的人；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大家是不是在给他过最后一个生日，他虽没那么想活着，但也并不想死去。
直到听说他远在江苏高邮的弟弟（我的小爷爷）要来，他才松了口：“那就过吧。”
我记得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其他人前几天都陆续走了，热闹的房间很快冷却了下来。在我离开前，爷爷突然说他要去洗手间。我慌忙搀扶着他坐起来，穿上拖鞋、披上外套，把权当做拐杖的助行器放到他身边。他撑着助行器的把手，焦急地站起来，慌慌张张向厕所挪去。在正要走进厕所门的一瞬，他还是没忍住，拉到了裤子上。
爷爷一直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从大西北的戈壁与矿场中，一步步走出来，从扬州中学的优等生，到学种地、下矿、做炊事员、再学财务，考会计职称……从士绅子弟、到问题家庭、到农民、到工人，再到干部……他控制不了社会的变迁、家族的败落、个人的命运……但他控制了自己的身体、脑中的记忆……当他发现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失去哪怕最基本的控制了，他不能接受……自己没用了。在自己的后辈面前，留下了最不堪的一幕，一个传统的中国家长，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尊严，这是多么的屈辱与痛苦啊。
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马桶上。奶奶跑进了厕所，带上了门，默默收拾一裤一身一地的狼藉。
我去机场接了小爷爷小奶奶，快十年不见，他们的变化不大，一眼就认了出来。
小爷爷还是那么瘦削、眯着眼、声音不大。
时间的流逝，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人，多么不同啊。时间，从来不是一个公平的变量。
曙霖和逸湖（我的太奶奶）一共生育了十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最终只活下来了三个 。其中大姐早早夭折，爷爷排行老二，小爷爷是家里的老幺，两人年龄相差了十几岁。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银川。之前来看爷爷奶奶，都是去白银。
小爷爷见到爷爷，很激动，连连说着：哥哥啊，终于来看你了，终于来看你了。瘦了啊，瘦了啊。
爷爷见到小爷爷，却没有太大的波动，只是点点头。
小爷爷在床边坐下，握住爷爷的手，有些失落，想要和爷爷说说话，却总得不到什么回应。
爷爷在想些什么呢，想他们的过去？想他的沉默？
翌日，给爷爷过生日了。等大家都做好饭，摆好盘，就好坐，放好蛋糕，点好蜡烛。
让爷爷从床上挪过来，坐下拍照。又拿来花，这花篮太重，爷爷拿不动，换另一束花，那个放旁边吧，还缺点什么，小熊呢……爷爷等着……
大家轮流拍照，一家家和爷爷奶奶合影。
生日蛋糕端上来了，蜡烛点燃了。大家唱起了生日歌，撺掇着让爷爷许愿。
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爷爷拗不过我们，闭上眼睛，默默地许了愿。
不知道是怎样的愿望。
终于吹完蜡烛、开始吃饭了。
爷爷吃了两口菜、趁着这机会好容易下定决心吃点肉（因为没胃口她已经许久没吃肉了，考蛋白粉补充），小叔夹了一块羊排给爷爷。
第一口吃下去就噎住了，好容易吐了出来。用尽了所有气力。
爷爷在吃不下了，又回床躺着去了。
那天在吃饭时，我的目光与思绪、一直在饭桌和爷爷身上来回逡巡。
总觉得饭桌上的热闹、和爷爷的沉默之间，有什么不对劲。
我试着带入，爷爷的视角与思想。
眼花了，头昏了，精力不济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身体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对于外部的人或事的感知就越来越模糊和遥远。
躺在床上。不再听得清。
在餐厅的餐桌上，大家在嘻嘻哈哈地聊着些什么。你只能听到模糊的笑声，觉得和自己那么遥远。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么开心？
你在那里疼痛，别人感觉不到。
你只觉得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在一点点丧失。
（九）
周末的生日过后，小爷爷说再呆几天，待到爷爷实际的生日那天过了就回高邮，回去小奶奶还要上班。我送他们，一道回去。
奶奶说，每天要给爷爷按摩，这几天你们回来了，就帮爷爷按一按吧。你们按的，他身上舒服，心里也更舒服些。
与其说是按摩，不如说是揉搓。不敢使劲，两条腿的肌肉萎缩的厉害，仅存的一点肌肉也松松的垂吊着，每一下都按到了骨头上，既害怕不按血管堵塞、又担心真的把血栓按破到了心脏。爷爷的皮肤返老还童般的变嫩了，当年在荒漠的严寒中冻掉的血肉，在农田与矿井中打磨的老茧……都了无痕迹。连手上那烧伤后经年不愈的伤疤，也渐渐淡了。
几天的时间，仿佛什么也没做，就过去了，消失了。
临行前最后一天，吃罢早饭，最后再陪一阵爷爷。
他在病床上拉住我说：“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个巷子，叫豆神庙巷。巷口有个豆神庙”
“豆神庙？哪个豆呢？”
“豆子的豆。”
“有这样的庙？这名字可真奇怪，总不能是拜豆子吧。那当时住在巷子里面，临街么？”
“不是，不临街。是个那种有好几进的院子，一进一进的，很深。我们家在院子里租了一间小房子。临街的是个丝店。”
“丝店？”
"对。卖做衣服丝线的，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在丝店后面。丝店有个大门朝着巷子开着。"
"你还记得那个院子是什么样子吗？"
"不记得了。只记得很暗，很潮湿。地上是青砖，墙上是石灰。"
"还有呢？"
"还有……"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你要去查的话，我父亲他还有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名字？"
"叫曹荫春。"
"曹荫春？"
"对。荫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阴天的阴。春天的春。"
曹荫春。
又一个名字。
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
原来曹曙霖还有一个名字，原来他本来叫曹荫春。
我不知道他何时改了姓名，也许曙霖是他的字，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和反革命的历史划清界限……也许……
轮到小爷爷和爷爷告别了。
小爷爷说，保重身体啊，好好休养，我再来看你啊。
爷爷说，好了，快去吧，赶不上了。他心里可能在想，这次一别，不知道下次何时再见，还能不能再见了。这个小弟弟，和爷爷共同生活的时间，前后也就三年左右。但爷爷奶奶一直关心着他们，包括他们的孩子。从买房到上学，一直在省吃俭用，寄钱给他们。
说话时，他们的手一直紧紧握在一起，小爷爷的两只手，把爷爷的手包在中间。
那是一双劳动者的手，粗糙、黝黑、指节肿大而突出。
夹在中间的，爷爷的手，是一座山，沟壑纵横。
后来山峰失了棱角，变得平缓。
这是久病之后，不再劳动的的手
手和手分开了。平缓的戈壁送走了挺拔的山峰，仿佛曾经的自己。
去机场的路上，我迫不及待开始了新的搜寻。
豆神庙其实是痘神殿，供奉痘疹娘娘的地方。在那个没有疫苗的年代，天花是悬在每个孩童头顶的死神。曙霖小时候，恐怕也曾被抱到这座庙里，磕头、许愿、求一道符，或在出痘时来这里‘谢神’。
在微信读书里搜索全文，我在《家国记忆：百名抗战老兵口述史》里查到了一个人：曹荫生，1919年生，江苏无锡人，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许这是曙霖的同辈兄弟？
也许，还有更多的“荫”字辈，在哪里等着我。
航班起飞了，我收起手机，转向小爷爷。
小爷爷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曙霖，不到一岁时就分别了，还未记事，曙霖便已经去世。只通过他母亲（我的太奶奶，吴逸湖）的讲述，出现在他的想象中。想象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会怎么对待他，看待他。
他记得太奶奶和他讲过的支离破碎的片段。
譬如，他听说：太奶奶是二房，每天要去给大房请安……因为大房不能生育；太爷爷赌博把家败了，把家产都输光了。
他记得祖上是开钱庄的，太奶奶的姑姑是在姜堰开妓院的，把妈妈从高邮老家介绍过来，嫁给太爷爷。
他记得家里开过澡堂、开过香店（调味品店）。
在安徽的农村辛苦劳作之余，向孩子们讲述这些曾经的故事，可能是太奶奶为数不多的慰藉。
爷爷选择把一切埋在心底；而太奶奶的选择是讲述，在讲述中让别人拥有和她共同的记忆，共情她。因为她实在憋不住，把这些事情只埋在自己的心底。
忘掉曙霖，忘掉过去的一切。她无法面对当下，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记得。她也依然希望回去。
回忆会带来痛苦，对她来说，但忘记的痛苦更甚。
（十）
其实爷爷之前回过至少三回姜堰，试图寻找自己的父亲、以及过往生活的痕迹。
1997年，2012年，2017年。
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整个城市已经大变样了，原本那些记忆中的地点，三学庵呢？痘神殿呢？关帝庙呢？全没了。
东坂桥和西板桥倒是还在，但桥本身也变了模样。繁华的东大街一点不剩，落魄的西大街就更毫无痕迹了。
城市的发展让城里东西消失得太快，而农村里的反而更好地保存了下来。
除了他当年在姜堰上的小学——东桥小学。不过，也只剩校名还在，学校已经不在原址了，而是搬到了河对面重建了。
他们当年来到姜堰，开着车或者走着路，在记忆中的老家附近转来转去。找到那些在晒太阳的老人，一个一个问过去，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当年这里是什么样的，所有人都说不知道。知道不清楚，他们碰了一鼻子灰，什么都没问到，只好悻悻而归了。
我去查了《姜堰地方志》，又搜集了一些城市发展变迁的资料。
这次我查到，姜堰在1994年的旧城改造中，除了现在古罗塘旅游区保留的那一小片老街区，其余其他地方都拆掉了。
我知道不能像爷爷一样无头苍蝇地在街头乱找。我决定直奔档案馆。
我不知道这一次能找到什么样的信息，不知道前路是顺利的，还是曲折的，是漫长的还是康庄大道。
去往泰州的路上，我的心里很忐忑。和上海不同，对我来讲，虽然小时候一直没有去过上海，但上海并不是陌生的地方。首先，它很著名，它是中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其次，家里多多少少都在讲它的元素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无论是爷爷奶奶讲的上海话还是其他的东西，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而泰州，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不知道这里人是什么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习俗是什么样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当我到达泰州市的时候，正好是中午 12:00，档案馆下班了
我们只好先去填饱肚子，顺便看一看这个祖先们生活过的土地。
下午上班后，直接走进了档案馆。有一位工作人员，我开门见山，家里老人是泰州人，很小就离开泰州了，想找一找这边有没有曹氏的族谱。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想要寻根。
工作人员问了一下，你们是哪里的？
我说是姜堰的。她说那姜堰的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这儿只有海陵的，姜堰的你得去姜堰找啊。
生活在西北的我，本能觉得行政级别最高的那个地方，应该是资料最全的。但我忘记了江苏是一个散装省。泰州是一个散装市。或者说江苏这个地区在各个层级上都是散装的。毕竟泰州1996年才建市，在那之前，泰州市区所在的地方是泰州，而姜堰其实是泰县的县府所在地。后来成立泰州市之后，这里就改名成了海陵区，而泰县也变成了姜堰。
它们还有一个兄弟，叫泰兴，号称“三泰”。所以即使现在是上下级的管辖关系，但是姜堰人并不觉得，自己是泰州人，就像高邮人也不觉得自己是扬州人一样，甚至高邮下面的那个镇，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高邮人。
我们没有在泰州再多做停留，而是继续向东前往姜堰。
姜堰的档案馆很有趣。这个地方在它的政务中心，我们开车抵达时跟着导航，导航告诉我们左转就到。左转进了一个大门，发现这里很多政府部门一字排开。开着车向前，像阅兵似的，检阅着不同的部门，开过了经委、卫健委、教育局……一直走到头，都没见到档案馆。它肯定不会在这么气派的大楼里，便又回到开头那个门，看到了档案馆的招牌是挂在大门口的平房上。我以为这就是档案馆了，意想不到的寒酸。问了人，不对，这是保安处。档案馆还在里面，沿着小河走到头。**
姜堰的档案馆接待室连灯都舍不得多开，在接待处前台头顶上开了一盏灯，照亮了一位看起来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女生，我把同样的措辞又重复了一遍。这次的热情多了一些，她说他们科长对这个事情比较有研究，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在开会时让我等一等，可以先看看已有的资料。我当然心里是忐忑的，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但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我转头去翻起了当地的地方志，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些额外的信息。
我开始翻当地的民国时期的各种产业，有钱庄、银行、粮行等，看看能不能看到自家的产业
正翻得起劲儿，她过来叫我，说科长会开。完了，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详谈。
坐电梯走到二楼，打开门，和我想象中的气氛满不一样。办公室不是很新，办公桌倒是很大，是一个两人的办公桌，面对面坐的那种。但是只坐了一个人，右手边是整整一排书柜，门关着，但能看出来里面摆了很多的资料文件。桌子前一大片空地居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和花盆，郁郁葱葱的，整个房间像是定在了一个热带雨林，陈科长就在这雨林后面。
他看着年龄不小，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腰有点弯背有点驼。没有官样，也没有官威，很亲切。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设想里要大费周章的事。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听不见一丝声音。
我又重复了一遍准备好的说辞，这是第三遍讲了，没想到这一次情况会不一样
陈科长正襟危坐，问道：“叫什么名字？”
曹曙霖……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哦，还有一个名字叫曹荫春，荫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阴天的阴。
他的表情突然变了，是一种看见了诱人猎物的表情。
他猛的从椅子上站起，说，我有个老师就叫曹荫柑，这个我很清楚，你们这一支我这里有记录的，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研究。
他摊开了一本大书，翻到其中一页，说：“你看看，就是这个。你们这一支我很清楚，我这都整理好了。”
那一页上写着，姜堰西桥南曹氏文昌图，是一张复杂的有几十个人名的家族树。
沅芷，莲叔……这些奇怪的名字再次在我眼前一一浮现，钻进我的脑中，和记忆中爷爷写下的那些名字对上了号。
陈科长的声音继续在我耳边响起：“你们是假曹，你们是钱氏过继给曹家的。是假曹真钱。”
他说他自己喜欢做这个，宁可一辈子不升职，就想做这件事。花了十几年把自己陈家的家谱做完了，最近这十多年都在做钱家的家谱。
来，你看看这个。他打开了电脑，打开了一个家谱专业软件，找到了对应的页数。指着屏幕跟我说，这就是他整理的《钱氏家谱》。他在家谱里找到了钱姓嗣曹的记载。具体是哪一代的谁，以及谁过继给了曹家的谁，都有详细记载。多亏了这份详细的钱氏家谱，不然我们也找不到。要从钱氏的家谱里，把曹家的信息补出来。
我们永远也无从得知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西桥南这支曹家已经乱了、散了，没有家谱了，曹家的一切物理痕迹好像都没有了。
正是因为陈科长在做钱氏家谱的研究，顺藤摸瓜把这一只假曹真钱也挖了出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要是早几年来，他还没做到这一块的研究，可能问也白问。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研究做到了这里。我们来了，冥冥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看着这些资料，陈科长说这是当年姜堰的一些老人们，为了回忆和追溯当年姜堰的历史事件、社会情况以及一些知名人物，自发组织整理出来的一份材料。
当然，他们做的这些不专业，但是也够用了。陈科长说正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做进一步的整理。
我把爷爷记得的那十多个名字拿出来去比对，发现有四五个都对得上。剩下的还有些不重叠的名字，那是因为这也是一份不全的家谱，是靠老人们的回忆补出来的。
爷爷的记忆帮陈科长帮曹氏的家谱补上了一些缺失的名字，补上了我们这一支离开姜堰的人员信息。
在陈科长这里的家谱上，只记载到曙霖的父亲曹莲叔。记载了莲叔有一个儿子幼莲。也就是说，老人们的回忆只记得莲叔生了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取名。至于后面又生了第二个儿子，曙霖，他们都不知道了。也许，曙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莲叔就已经和族里不怎么走动。也就是说，虽然那个时候曙霖也生活在姜堰，但是恐怕，他和那些其他的同族同宗的亲戚们也没有多少来往。
陈科长热心地带我们去了姜堰博物馆。工作人员带我们一起，去了博物馆后的一个小平房，开锁、拉门，目光仝手电筒的光一起，射入房内，目力所及，只有电筒划过时照亮的一片区域。全是各种各样的石构件、有石墩、石碑、鸱吻、横梁……还有些说不上来是什么的物件。工作人员和陈科长一起在库房里翻找着。
对！就是这里，过来看，过来看。
在库房左侧的中央区域，挤在其他石碑之间，被一个石墩压在下面，有两块碑，狭长纤细，有粗糙的砂石感。我手脚并用爬过一座座躺在地上的碑。吃力地搬开上面的沉重的石墩。石碑触手并不冰冷。
电筒的灯光照不了太远，视线追随着有限的光亮区域，吃力地读着碑上的文字。
先看到：
……曹公楚帆……刘老孺人……
……曹公养知……丁徐老宜人……
是曙霖的大伯二伯？和他们的夫人。
第一块碑上，全部的碑文是：
清 · 太学生，显考曹公养知府君；封宜人显继妣门刘老孺人，之墓。
第二块碑上，全部的碑文是：
清 · 授奉政大夫、花翎五品衔、中书科中书、太学生，显考曹君楚帆；封宜人原配显妣门丁老宜人、次配显妣门徐老宜人，之墓。
也就是说，曹养知也是太学生，和钱氏家谱里记载的曹济川、曹朝选一样。这个太学生大概率也是捐纳得来的，是典型的乡绅。但为何妻子封了宜人？这就不得而知了。
曹楚帆的信息更多，他曾经在京城内阁中书科担任中书（负责撰写、翻译、缮写文书等），官阶虽为从七品，但因某种功绩（大概率还是捐纳，曹家有钱）获得了正五品顶戴和奉政大夫的散阶，并赏戴花翎。属于典型的晚清官僚，虽有较高政治待遇和荣誉，但实际职务相对清贵而不掌实权。
我甚至还想翻过来看看背后有没有墓志一类的碑文，太重了，脚下一滑，碰到了陈科长，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出去。
这一打岔，也不好意思再久待，匆匆推出了库房。
库房外，暴雨如注。
（十一）
但故事仍然没有结束。我的基因里并没有钱王的O系基因标记。
虽然确定了是钱姓嗣曹的支系，但仍存有不少问题：被嗣的曹氏是哪里来的，没有任何记载。比如，娶了钱氏次女的曹济川是谁，同样娶了钱氏女儿的、他的儿子曹朝选又是谁？缺少O系标记的我的祖先，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混入了钱氏正宗，还让自己的血脉传了下来了五六百年……
根据我查到的信息，<《姜堰地名录》补遗部分>，据曹姓老人回忆（当然，我不确定这是谁，也无法核实），姜堰镇的曹氏由哑巴舍迁入。
这条信息非常重要，我根据它做了进一步推测。正常来说，如果钱家联姻的姻亲是官垛本土的曹氏，那即使曹继川的儿子曹朝选无后，也轮不到异性外甥过继。而是首选同性的侄子，最好是亲兄弟的儿子，其次是堂兄弟的儿子，再不济至少是同宗曹氏同辈分的人的儿子，过继的子嗣，辈分必须比养父低一辈，以确保家族长幼有序，不能打乱（即同宗同姓、昭穆相当、由亲及疏）。其核心在于维系宗族的稳定，在传统观念中，这不仅是家庭血脉的延续，更是整个宗族“香火”的传承。引入异姓被视为扰乱宗族血脉纯正的严重行为，甚至可能面临“杖六十”的刑罚。
根据《姜堰地名溯源》记载，官垛曹氏自元末明初迁来。到了清代中期，第十代更出了一位“曹百万”，家业庞大到朝廷都御赐金匾。这样一个枝繁叶茂、传承有序的大家族，几乎不可能“俱无”同宗子侄可选，完全没必要从外姓过继。
那么更可能的是，曹继川、曹朝选父子并不是官垛曹氏。而是从哑巴社迁入姜堰镇的。我的推测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证明：因为钱二爷钱维熹过继给了曹朝选后，继承的曹泰记游坊的地理位置就在哥哥钱老大继承的油坊和弟弟钱三爷继承的钱广大粮行之间。也就是说他们的产业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其实曹泰记油坊其实本来也是钱家的产业。那么，很有可能，不论哑巴舍这一支曹氏是否是江宁织造府的后裔，至少他们是在雍正年间从外地迁来的。因此，在本地并没有什么产业。一个油坊的运作需要场地、设备、技术和客户关系。如果作为钱家二爷的“曹宗”继承的是一个现成的、运营中的产业，那么最合理的解释是，这套产业是与他一起“陪嫁”过来的。
当时是江宁织造府的人，而且人数不多，按照传说来讲是兄弟二人。那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中一人留在了哑巴社，而另一人极有可能就是曹继川。
作为外地来的一个知名宗族，和本地的钱家联姻了。钱家也乐于和这样的外地大城市大宗族的人联姻。正是因为他们是从外地逃难来的，没有什么根基，也没有同宗同族，人丁单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仅仅两代之后，就在“五服”之内找不到昭穆相当的侄辈男性，无人可继，而为了不让这一支香火断绝，不得不考虑异姓承继。
这时，钱家才过继给了曹家。钱维熹改名曹宗、字引松。
那么，钱家为什么会接纳形单影只的外地曹氏呢？钱氏会愿意联姻吗？
可能是愿意的。即便曹家是避难而来，当时落魄，这桩婚事也完全讲得通。在当时，联姻是一场关于未来价值的投资，而非仅看重眼前。曹家有功名、有财产、有文化素养和昔日声望，对钱家这样的地方望族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钱家嫁给曹家两代人的，都是次女，而非嫡长女。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风险可控的投资联姻。
又有问题，如果当年江宁织造府被抄家了，他们逃难逃到了江堰，为了避祸连话都不敢说，装成了哑巴。怎么后来他们的后背就完全忘记这件事了？还会说自己是“太学生”？
如果没有“太学生”这个身份，作为一介白丁的逃难者想与望族联姻，几乎不可能。这个身份标志着进入了士绅阶层。在一个陌生地方，这个头衔是获取信任和尊重的护身符。
既然如此，他们的后代为什么还敢入朝做官，或者纳捐个一官半职呢？至少曹养知和曹楚帆都是有官身的人。一个是捐纳了太学生，还有一个是七品的中书科中书，捐纳升到了五品奉政大夫的散阶，获顶戴花翎。
我继续查资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雍正去世之后，乾隆年间就已经翻案了。乾隆年间曹氏已经被翻案了，在留在北京的制造府的后裔都可以重新做官了，所以这也恰好是前姓四朝的时间。钱家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曹家虽没有恢复往日的恩荣，但至少摘了“反革命”的帽子。搭上了这条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曹楚帆可能做了一个低级别的京官，说不定他和当时留在北京的织造府后裔在北京还有联系。
将所有线索拼接起来，一个更完整、更合理的故事图景浮现出来：
先是仓皇出逃（约1727-1728年）：雍正帝决定查抄江宁曹家，风声传出。曹济川（时年约20岁） 带着年幼的弟弟或儿子曹栗亭紧急出逃。
接着低调避难（约1728年后不久）：他们逃至远离政治中心的姜堰王石沟一带，伪装成聋哑人，避免与外人交流。
身份转换与联姻（约1730年代）：风声过后，他们利用携带的资财，通过“捐纳”为曹济川获得了“太学生”的功名，实现了从“逃犯”到“士绅”的身份转换，并凭此与本地望族钱氏成功联姻。
血脉延续的困境与抉择（约1760年代后）：作为外来小户，曹家人丁不旺。到了第三代，面临无后的困境。此时，钱氏媳妇凭借娘家的力量，通过过继的方式确保了曹家香火的延续。
但是，由于中国家谱普遍修撰于明清，存在大量攀附望族的现象，所以，也有可能曹济川父子并不是江宁织造府的后裔，而是外地来到姜堰落脚的外姓人，这就变成了一个钱氏主导的资源整合故事。
然而，如果真的是江宁织造府。
那曙霖、逸湖他们一家的遭遇，仿佛一场迟到了200年的审判。
当年逃离江宁织造府的曹氏兄弟的宿命，在200年后，依然无法摆脱被放逐的命运。
江宁织造曹家（曹雪芹家）是因为皇权政治被抄家、流放、没落；两百年后，他的（疑似）后裔们，再次因为时代更替被收容、遣送、死于劳教。
在查曙霖，也是在查江宁织造府曹氏，也是在查每一个在权力轮转中被抛弃的微小泥点。
（十二）
曙霖在姜堰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小时候听父母姑姑开玩笑转述，说爷爷从前说过，我们曹家在当地是大族，还有祠堂。城里还有巷子就叫曹家巷。
我曾试着搜索曹家巷，在成都。姜堰根本没有这个地名。难道这是玩笑，是在吹牛？
其实我内心深处是不太愿意相信小爷爷说的曙霖赌钱败了家业这个说法。我陪着他走了这么久，我想象中的他，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有魅力的知识分子，而不应是一个赌钱的赌鬼。
在这一点上，爷爷倒是和我达成一致了。在爷爷的讲述里，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他说，当时经济大环境不好。虽然曙霖写的一首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但究竟是个文化人，不是商人，不大会做生意。因此，曾经家里开的那些店陆续都亏损亏掉了。到爷爷记事儿时，家中产业就只剩下一个澡堂子。
爷爷五岁时，澡堂也没了，
是因为曙霖的妈妈，也就是爷爷的奶奶去世了。曙霖借了高利贷，给妈妈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隆重的葬礼。结果，利滚利还不上了，不但把澡堂赔掉了，连自己住的房子也搭进去了。
那时爷爷在东桥小学念书，不得不跟着搬了出来，落脚到了西后街的痘神殿巷。
当时，江苏淮北地区民间借贷的月息常达6.5分至10分以上。（《20世纪前期江苏民间借贷利率与金融环境》），换算下来，年利率超过 100% 了。一个不会经商的人，没了收入来源，怎么可能还得上这么大一笔钱？
我无法判断小爷爷记住的是某个真实片段，还是家里给失败者贴上的一个方便标签。赌博也许发生过，也许被夸大了。高利贷和葬礼则有更具体的生活逻辑。也许，两个版本并不完全互斥：一个人可以既经营失败，也沾染赌博；一个家庭可以既被个人弱点拖累，也被礼俗和债务压垮。而我想象中的曙霖，也变得更加丰富立体起来。他不只是一个翩翩君子、还是一个有弱点、有问题的，普通人。
陈科长主动提出，带我们去西桥南看看，那是我们这支曹氏的聚居地。奇妙的巧合，我在银川从小长大的地方，就叫西桥南巷。
开车路过西桥南，现在的那里是一片经济适用房楼盘，明显借鉴了香港的地产开发风格，惨白色的数栋楼、身躯庞大、窗口窄小，密密地拥挤在一起，逼仄得紧，在这个小城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陈科长对着这些我们看不出分别的、千篇一律的大楼开始了介绍。
这里就是当年的曹泰记油坊、那里就是你们曹家的祖屋、这里这里住的都是曹家，还有那里，是钱家的钱永生油坊和钱广大粮行……
继续向南，西桥南偏东些，西姜黄河边，是彭垛街道。这几栋房子，本来是当年的彭垛小学，也叫立新小学。小学的校舍，就是你们曹家的祠堂。
向东走不到两公里，就是东大街尾的东板桥了。当年的东桥小学在桥北的三学庵，文庙与武庙旁边，怪不得爷爷说他在关帝庙里上学。现在都已经拆没了，东桥小学还在，搬到了桥南重建，地方换了，保留了名字。
我在东大街仅存的几个古迹之一的王氏宗祠里找到了明清时期的老地图，找到了痘神殿和痘神殿巷。在香店巷和百寿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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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西板桥上，历经几次翻修，早已全变了模样。
站在桥上，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的眼中仿佛看到了当年熙熙攘攘的人群。
人们从镇上提着各式各样的油壶油桶、穿过这座桥，来到南岸的曹泰记油坊，曹家人们热情地打满了油……人们出了油坊，再转进粮行，买上些新到的稻谷……有的人咬咬牙，买了些大米，准是家里有什么喜事……
这种感觉很复杂，站在一个地理上的连接口，似乎也是一个时间上的交汇点。
我好像看到了，曙霖当年，和逸湖一起，一左一右牵着爷爷，从桥上走过。
（十三）
所以，曙霖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怎么戴上的？
爷爷说，那是姜堰解放前夕，太爷爷被朋友忽悠，在姜堰当了几天“自卫队副队长”，就这几天的档口，还有一个国民党逃兵跑上门来管他要钱，赖在家中不走。曙霖应付不来又囊中羞涩、无奈找人借了一块银元给他，才把他打发走。
那应当是1948年11月发生的事。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后，整个苏中、苏北地区的局势大乱。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大量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逃兵和散兵游勇溃散在姜堰一带。
这些逃兵、散兵们纪律败坏，缺少粮饷，烂命一条，依然没什么好失去的，索性上门敲诈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所谓的“自卫队副队长”，并非是国民党正规军，而是临近解放前，地方绅商或伪政权为了“地方治安”、“防匪防盗”而临时拼凑的民间武装或维持组织。不论曙霖是被忽悠、还是处于保卫家乡的朴素想法加入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意味的选择，他也根本意识不到这个身份在即将到来的政权更迭中意味着什么。毕竟，姜堰这里，从他出生起，已经城头变幻了六次大王旗了，但生活总要继续。
因为那短短几天的“自卫队副队长”经历，解放军接管后，曙霖被正式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没有人意料到，这顶帽子会带来多么持久的影响。
1952年，第一片时代的雪花落下，政务院颁布了《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曙霖被判处了三年管制。爷爷的记忆里，是派出所的民警来家中宣布的消息。这种“管制”并非去监狱或劳改营，而是限制人身自由，依靠基层群众和公安机关共同进行监督改造。曙霖必须待在姜堰，不得随意外出，每隔几天去当地治安组、派出所报到一次，汇报思想和行动，政治权利也被剥夺。
曙霖会后悔么？他会后悔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而做了这个没起到丝毫保卫作用的副队长么？他会后悔过于轻信朋友么？他是不是一个过于书生气的人？他是不是太过单纯了？
接着，是第二片雪花。解放后，几乎所有产业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接管，这些国有产业中的工作，对政治审查非常严格。背着反革命的身份，又在管制期，没有任何正规单位会录用曙霖。曙霖找不到任何工作，家里彻底断绝了收入来源，只能继续靠变卖家当苦苦煎熬。
既然假曹和真钱都是姜堰当地的大族，为什么没有人来接济一下曙霖一家呢？
恐怕因为当年的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1950年，随着《土地改革法》的颁布，姜堰也开始了土改和清算。曹家和钱家的大多数人，都被划为了“地主”或“资本家”。土地、店铺、首饰、房屋……都被没收分给了贫农。每天还要接受批斗、写检讨、交待“剥削罪行”。而反革命分子是“阶级敌人”，对于本身成分就不好的人来说，任何与“敌人”的亲密接触（送钱、送粮、甚至多说几句话），都会被治保会（治安保卫委员会）视为“站不稳立场”，甚至是“包庇反革命”、“勾结反革命”、“同情敌对势力”。那时曙霖家门前，会有翻身的积极分子专门盯着：谁来了？谁送东西了？谁和他说话了？
家当也总有卖完的时候，从卖家具、到卖首饰、再到卖衣服。再卖下去，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捱过去。甚至等不到冬天，当下吃饭都成了问题。
为了活命，在家相夫教子多年的逸湖不得不走出房门，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
在姜堰，没有人敢给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提供工作。逸湖必须要去到一个，没有人清楚她的身份的地方。那里要有足够发达的非国营经济、有足够多的非正式雇佣，有足够丰富的产业……
对前后几十年里的苏中苏北人来说，乃至对整个长三角的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上海。
夜上海、不夜城、十里洋场。彼时新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大都市。
逸湖去了上海，在一个军官或政委家里当保姆，每个月挣5块钱，以此养活全家。
曙霖一个人在姜堰照顾两个上小学的孩子。
1954年，爷爷从姜堰东桥小学顺利毕业，考取了当地的知名学府——扬州中学。一开始，去投奔了在扬州的姨姨家，结果不受待见，缺衣少食。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姨姨家，每月靠学校发的4块5毛助学金和曙霖随信寄来的五毛钱生活，到月底没钱的时候就只吃一顿早饭（我的父亲上大学时依然是这样的境遇，月底学校补助的餐费吃完了，只能吃一顿饭。后来认识了我母亲，每月底将自己吃不完的餐券转送给父亲，才让他解决了温饱问题）。
曙霖的三年管制结束后，立刻前往上海投奔逸湖。他的身份让他无法找到工作，只能在上海街头卖冰棍，卖一根冰棍赚一分钱。
1957年，曙霖的小儿子（我的小爷爷）出生，爷爷从扬州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去上海上高中，一家人终于团聚。但这份团聚，也意味着更多张嘴，更多个胃。卖冰棍和洗衣服、带孩子那点微薄的收入，实在养活不了全家。通过上海当地派出所的介绍，曙霖终于得以进入一个正规单位——上海灯泡厂当杂工，总算有了一份虽然不多但正当、稳定的收入。
然而，当时的他们都未曾想到，这团聚的时日，如昙花一现，没有持续多久，即将开始的，是永远地分别与颠沛流离。
（十四）
爷爷的讲述里，曙霖是1958年的夏天消失的。
曙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抓捕的？是在灯泡厂正在工作时？是在下班后一出工厂大门？是回到家在家门口被提前等候在这里的？是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着晚饭被闯进门带走？
爷爷对此没有印象，或者说他宁愿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印象。
那么，他至少不是在家里被带走的。
我的想象里，那是某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一家人在饭桌前没有等到曙霖回家。第二天，有工作人员来家里通知，曙霖因为有“历史污点”，改造不够彻底积极，被送去进行改造了。
隔了些日子，又有通知，说某月某日，可以去虹口区横滨路723号的上海市劳动教养所去看望被集中起来的劳教分子。
爷爷只记得和他的母亲逸湖一起去了一个集中大院，许多人都关在那里，只给他们留了十几分钟会面。他们见面，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被怎样安排，会去哪里改造、如何教养，也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怎样过。
我在网络上四处搜寻，希望找到官方的宏大文字外，闽北农场的具体生活细节信息。
是微信公众号给我了答案，一个叫“上海农场人”的号，发布了许多篇当年被下放到各个不同农场的人的回忆录，一种个人史的收集整理。
其中，有一位叫张百年的人，他的几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发现，这些章节是他的一本书的节选，书名叫《静静的军天湖》，其中前几个章节讲的是搬迁去安徽军天湖农场前，在闽北农场的日子。
劳教人员的收容站有了具体形象：
“我一进此门，就有了两种身份一劳教分子和四类分子。”
“7月时分，天热得紧，十几个人关在一个号子里，只有门，没有窗。没凳子，所以都坐地上。”
“1958年7月10日下午，收容站于站长做报告……你们很快就要去闽北劳动了。政府照顾你们，家属可以作一次接见，散会后，你们马上写信给家属。各中队领导会给你们信封、白纸。你们只写送简单的衣物，不超过20元的现金；禁止写任何食物，严禁写其他内容，如果写了，你的信我们就不给寄了。接见家属的时间是三十分钟，内容是向你们的家属说明你犯了什么罪错，也就是说明政府为什么要收容你？为什么要改造你？”就是说，你犯了何事，你自己说，我们政府不说的。”
所以，其实曙霖在见到爷爷他们时，其实是知道自己即将被送往福建的，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呢？他是否心底里还怀抱着一丝期待，希望事情在未来几天会有转机？他是否觉得，告诉他们这个噩耗、似乎也没什么帮助，起不到什么作用？他是否在努力，看看能否让自己被送去近一些的农场？他是否觉得，这只是一次短期的改造运动，他很快就可以回来和家人团聚？
爷爷说，曙霖到福建后，曾往上海家里寄过一封信报平安，讲自己到了福建的农场 。他们才知道曙霖已经离开了上海。只是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别、竟是永恒。曙霖再也不曾回到过上海，爷爷他们也再未见过曙霖。
“劳教分子可以寄信，人在千里外，家书抵万金。信件的发出，第一步是集中到中队部，经审查后，干部去小镇将溪办事时带去，那里有邮局；或者中队送分场场部，那里每天邮局有人过去。但你的信交队部后，并不一定就给你发，有的要退回重写，有的要没收。当然，不准寄港澳台和国外。”
曙霖何时、如何前往闽北山区中的农场，也有了详细的答案。
根据张百年先生在《闽北农场纪事》中的回忆，那是1958年7月16日晚八时，几千名像曙霖一样在上海突然“失踪”的人，被五辆大客车分批次送到了火车站，被塞进了严密封闭的列车。好在每个人都有座位，但车厢不被允许开窗。那股混合着汗水、排泄物和绝望的恶臭，是他们对这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新身份的最初体验。
张百年写道，他们在车厢里被关了四个小时左右，才开始缓慢爬行。因为这是"野鸡车"，一路上不时要给其他列车让道，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而开起来有时又慢过自行车，停起来一停就是十几分钟、几十分钟。车厢内，劳教分子几乎全是短裤、汗衫或者打赤膊。那股臭味，令人作呕。有时列车停在旷野之处，才被允许打开车窗透透气。当然不准下车。不是说有病或死了可惜，而是处理起来费劲。吃的是坚硬的黑面包和白开水。面包是出发前发给个人的，长约半米。列车进站加水加煤时，车外必有武装人员侍候，刺刀闪闪亮，子弹要出膛。
我几乎可以确定，曙霖就在那趟列车上。因为那个地址。
不同的地址，对应着不同的批次：“…7月25日，田勋等带着第三批1000名农场员工到闽，安置在将乐县大言乡的孙坊、常口、常溪，将溪乡的坑头、上涂等地…”（将乐县文化馆:上海闽北农场与证觉寺）。常溪，便是曙霖日后生活与最终长眠的地方，所以他也是第三批，7月出发，和张百年是同一批。
这段描述，也是曙霖的经历。
列车艰难爬行了三天三夜，在第三天的下半夜，到了福建顺昌县城，这里的火车站崭新，刚建成投入运营不久（1956年5月）。从这里开始，就没有铁路了。曙霖他们要前往的将乐县，在2013年才正式开通火车，接入全国铁路网。
刚下车的曙霖，和其他千余人一起，被集中到一片一堆堆油松烧的灯火通明的空地，这里准备了一桶一桶的稀饭，每人可以喝两碗。在这里修整到天刚蒙蒙亮，又要开始列队赶路了。这一次，翻山越岭，翻过两座山，涉过一条小溪，走近一条大河，这是闽江一条重要的二级支流——金溪，河面约摸有百米宽，溪水很深、但也很清澈，可以看到溪底的水藻随着水流摇曳生姿。溪上有许多条无篷船，每船大约可载三十人。为了避开喧闹、人流密集的县城中心，他们没有走水南码头和水东码头，而是绕开县城，翻山来到了城西码头。
逆流而上，船行约摸两三个小时，抵达一个小镇，所有人都下了船。考虑到逆流而上，全靠人工撑篙，行船时速不会很快，约摸十公里左右；又要避开将乐县城，曙霖他们大概是在高唐镇的码头下的船，而非将乐县城的城关码头。
那个年代，金溪上还没有修建水库电站，上游（特别是将乐到泰宁弋口段）乱石密布、落差极大、滩险极多，所以大批物资和人员无法完全依靠这无篷船走通全程。
从这里出发，这才算正式踏上前往将乐县农场所在地的最后一段路。
沿着金溪边新修的路，从黄谭、到将溪、坑塘、再到常口、万全……千余人先后下车，前往不同的分场报到……
甚至，我也熟悉了，曙霖在闽北农场，可能过这一种怎样的生活：
“建屋、造床用毛竹，是就地取材。说就地取材，那也不易，得到山上砍伐，再运现场。屋的骨架，全用鲜嫩的毛竹，一色的青筋暴露，生机盎然；墙也用竹，就是将竹劈成片，编成篱笆墙，再糊上泥巴。山下有茅草，“以竹为墙茅盖顶”，屋子就拔地而起了，而且，如雕似画，简朴实用，倒也赏心悦目，空旷宜人，只可惜是牢房。所以，整个建筑物，就三件宝：竹、茅、泥。有的毛竹很粗，一锯开，就是一个小面盆，可以洗脸。做饭也用竹，就是将毛竹锯成保暖杯状，放米，加水，在笼屉里蒸……”
“因为这里是无形的监狱，所以要注意管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比如：要认罪服管，通信必须受检；除规定的集体性劳动，不得擅自离队；所有现金，全部交中队部统管；及时汇报思想动态，每年要写改造小结……”
“坑塘分场设一个分场部；设一个副业小分队，任务是种菜、养猪、养兔和养鸡，为分场部干部服务。十个毛竹生产中队一一以七个中队为伐竹队，这七个队，成一排弧形，依龙栖山脚而居，是一种围攻的态势，任务是进山大量伐竹、小量伐木，并运至山下。设两条线运竹，东线第八中队，西线第九中队。两个中队将毛竹运至堆栈，即第十中队。十中队有240名劳教分子，又分为两个分队：扎排分队将毛竹扎成三或五根的小小竹排，运到山溪边；水运分队则在山溪中，将竹排输送到将溪河边，由其他单位做成大排，由金溪放顺昌，上汽车，再上火车，运上海。”
“一米长的竹扁担，两头以麻绳拴了，再扎住毛竹的大头，人的两手，紧握着两边的绳子，身体作十五到三十度前倾，脖子伸得像跳舞的黑天鹅，而后起步走。人的形状，恰似被绑在十字架上。看人挑担不吃力，种田人的汗珠打在脚面上，劳教分子的汗珠撒在大路上，自己没感觉，旁人也不觉，但真是很辛苦的……这样的劳动，既是挑竹，也是拖竹。上面的重量压下来，后面的重量拽着你。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劳动。一根不行，三根也不行，每次只能挑两根。新毛竹，水分足，一般说，两根竹子的重量当在50公斤以上，再加后拽的力量，那就够受了。指标是每人每天16根，到栈有人据根数和直径记账。运一趟，来回大约是六十分钟，因是下坡多，所以比较顺势，有时还直往下冲。上坡那可就更费劲了，人的脖子往上伸，是“引颈就刎”的样子，一步一步往上爬。一路上，不能停，越停越重。干这种活儿，开始如上刀山，脚打血泡，肩头肉绽，牙根咬断，心如刀割。有的闷声不响，有的连呼“结棍结棍！”或者“苦啊苦啊！……”
读着这些文字，我似乎也看到了曙霖，他把那唯一一件从上海穿来的长衫，整整齐齐叠好放在房间里，赤裸着上身，扛着巨大修长的毛竹，在漫山遍野的虫鸣中，吃力地蹒跚着……直到他两年还是三年后死在这片丛林中。
爷爷的讲述里，曙霖的死因是“浮肿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原本以为，在闽北那片原始森林中，瘴气之类才是更可能的死因，亦或者砍伐巨大的毛竹，总是一件危险系数很高的事情。
张百年在书中，也提到了当时农场多种多样的死因：
“这批劳教人的死法有不同，放排之死，也只是一种死法罢了，还有在山上伐竹摔死的、被毛竹砸死的，被野猪咬死的，不堪重负累死的，想不通自杀死的，因饥饿吃野果中毒而死的，工伤、生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病死的一一比如我队有个叫蔡步升的小青年，就死于急性阑尾炎痛死了。”
我在公众号里还搜到过一场南京大学发布的讲座信息，主题是八千上海人在福建的生命史，主讲嘉宾是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进一步搜寻，发现金教授这次的分享主要来自于他的一篇论文《闽北劳教农场与八千劳教人员的生命史》。这篇文章给了我答案：
“1959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粮食短缺，在春天蔓延到了闽北农场……到5月份粮食部门规定的定量已是34斤……而管教干部侵占劳教人员伙食的现象十分普遍……1960年是三年经济困难最为严重的一年。口粮最低时减至每人每月20斤稻谷。按1斤稻谷折米7两计算，劳教人员的定量仅有每月14斤。而一个人维持生命的最低口粮应是21斤。”
“1959年6月起，一种新的疾病爆发了——脚气病。农场的一份报告说，脚气病是对外名称，实则是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浮肿病，一般多是先肿脚，再发展到脸，或也有的肿卵泡，直至全身，最后突然消瘦，严重者致死。”
这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很常见的病症，许多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饥荒的回忆录里，都有大量人员浮肿的描写。这是长期饥饿导致血液中的蛋白质极度匮乏，血管失去锁水能力，使水分外渗到皮肤组织和腹腔中，从而引发全身浮肿。所以，所谓“浮肿病”，其实是人极度饥饿时的表征。也就是说，曙霖和其他上千名闽北农场劳教人员一样，是在深山老林的竹屋中，被饿死的。
而张百年也写到过这件席卷全国，连远在山林深处的农场都避免不了的大饥荒：“……大量的、无法抗拒的、狂飙一样扫来的，是1960年前后的大饥饿，大死亡……”
从这一刻起，“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万全乡常溪村”，这个地址不再只是信封上的一行字，它开始有了气味、画面与重量，乃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