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与烬-第一部
这一期我没有按照参考主题书写✍🏻，因为我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在第二期共写时我写了《墨与烬》的第一节，关于一个每年春节出现一次，但家中从没人去过的陌生地址，关于爷爷的沉默与太爷爷的消失。
时隔1年之后，我决定借这次共写的机会，努力完成这部关于记忆与忘却、消逝与留下、变迁与流离、生存与死亡的家庭史、个人史、微观史。
第一部 烬
(一)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万全乡常溪村。
这个地址每年都会在我面前出现一次。
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地方。一个我的亲人们也不曾踏足的地方。
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写作，也不记得是何时开始对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兴趣。不是作为个体的我的过去，而是我的长辈、祖辈，我的家族(如果称得上家族的话)……的过去。
过去的几十年里，长辈们似乎永远是长辈。爸爸妈妈永远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永远是爷爷奶奶。
除夕，对儿时的我们，无非是兄弟姐妹间团聚玩闹的日子；爷爷会早早起来，洗漱更衣，先去楼下踱步几圈(最近些年腿脚不便，已改为在阳台他养的花草间)，抽一支烟。回到房间，严肃而有条不紊地腾空桌面，郑重地研好墨、润好笔，在信封上写下那个咒符般的地址。
和一个名字：先父 曹曙霖(收)
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属于爷爷的书桌。他会写下几封信，再用不知哪年做的辊子、沾上油墨，在黄表纸上滚出一份份纸钱，厚厚一沓，再厚厚一沓……
每年烧纸的任务，长子长孙的我大抵上是绝不可推脱逃避的。大家会去路边用树枝画几个圆圈，按照不同的地址，把信和纸钱烧过去，再磕几个头，便结束了。我一直未曾赋予这一已然简化到不能再简的仪式以足够的意义与内涵。许多年过去了，都未曾关注过那些爷爷沉稳而颤抖着写下的字词背后的意义。最关注的，是赶紧结束回去好讨要压岁钱。
直到姥爷的猝然离世，我才惊觉，长辈们不会永远是长辈。他们也年轻过、潇洒过、痛苦过……他们也有丰富灿烂的人生，有不可言说的苦衷，有未竟的梦想，有错过的悔恨……
我问爷爷，为什么他的父亲会埋葬在一个远离所有亲人，从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我忘记了爷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尤其事关他的过去。
他会叹口气，彷佛这是他唯一会发出的声音。点燃一支烟，烧灼的烟丝像燃烧后的纸钱与信件的余烬，火光黑红相间、赤链蛇一般扭动着，忽隐忽现。当他不想谈论什么时，便用沉默砌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墙，进而让自己与世界渐渐弥散在越来越浓的烟雾中。
问的紧了，烦了，便只剩一句：不记得了，忘了。如此了事。
我只好转身去问奶奶。奶奶说，她是随太奶奶支边到了甘肃后才认识的爷爷。在这远离家乡千里之外遇到同乡人，让一辈子也回不去的故土具象为一个活生生在眼前的人，对当时面对一无所有的荒原上一无所有的她们而言，已是莫大的慰藉。她也不甚了了爷爷来甘肃之前的故事。对她来说，唯有抓住那根稻草，才能在当下活下去。哪里还会在意稻草是从哪里生长。
我总觉得，很多事情爷爷并没有忘记。虽然他拒绝书写，拒绝讲述。他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爱好。
其实，可能从来没有被遗忘。只是爷爷不断告诉自己、说服自己，都已经忘了。久而久之，记忆不断被擦除又重写，不断被修正。最后爷爷的记忆里还是真实的事实吗？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了。有些东西确实能够被忘记，被主动忘记；但还有些东西只能口头上忘记，因为它们已经深深扎根在心底，拔不出来。
我不知道爷爷说不记得了，是哪一种？是他真的在内心里已经完全遗忘了，还是那段记忆其实在那里，但是他不愿意去揭开那个盖子，也不愿意去提起，更不愿意把它从封存的状态里解开，不愿意向我们分享；还是说这段记忆在不断的修正中渐渐模糊了，失去了原本的样子，变成了很多幅不同的面容，以至于爷爷自己也搞不清楚，真实的究竟是哪一个？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恐怕我也不会动笔写下这些。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冥冥中推动着事情的发展。爷爷这几年生病了，什么病我们没敢告诉他，但他的身体迅速衰败下去是个瞒不过的事实。这迫使他不得不在厚重的墙壁上凿了几个孔、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那些隐藏在他脑海中的往昔。
他开始写家谱，虽然只能追溯到他的爷爷。我们开始偷偷跟着他拼凑出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太爷爷于1958年从上海前往福建……爷爷也不知道为什么……爷爷从此再没见过他的父亲……太爷爷1960年便已早早离世……爷爷收到过他父亲从福建寄来的信……这个地址是他唯一知道的信息……
所以，他并不是想彻底埋葬和完全忘却过去。遗忘，不是他主动的选择。他开始写家谱、他记得家里人的名字，他并不是真的要忘记这一切，他是被迫的，是不敢记得。多年来，他的脑子里经常回荡着两个相反的声音，一个要忘却，一个要记忆。它们把他的脑海当作战场，无休止地争斗，在每一段记忆里，在每一件发生的事情上，在每一个可以用来铭记的事物上……
我相信爷爷并不是不能去查询和了解更多信息，但他选择把这一切深深埋葬，避而不谈，被动地封印起自己，不去了解，不去查询。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人，有着一种镌刻在骨髓里的恐惧与谨慎，它们仿佛一具石棺椁，把一切爱与恨都封存在深渊；只有这样，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般生存、生活。
(二)
曙，是天刚亮的时候，是黑暗与光明交替的那一刻。霖，是连绵不断的雨。曙霖，合起来，就是黎明时分的雨。给他取这名字的人，应该也是个读书人吧。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清晨，他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怀抱着对新生命的期待，写下了这两个字。
除了这个颇有诗意的姓名，我对他一无所知。没有面孔、没有声音、也没有故事。
曙霖会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能否在我的追寻与想象中，重新再活一次？
我没有第一时间去往那个地址的现场，去寻访曙霖存在的痕迹。我的旅程开始于互联网，开始于一连串正式与非正式的论文、文稿、故事、博客……
我用仅有的信息四处搜索，在搜索引擎、公众号、抖音、知乎、孔夫子……一切国内外互联网平台上的搜索框里，输入“曹曙霖”这三个字。
很遗憾，但并不出乎意料，这个名字在互联网上没有留下任何存在的痕迹。
怎样证明一个人存在过，如何相信一个人存在过。当属于他自己的体验与思想消失后，当一切对他的记忆都被忘却后，当所有的记载都湮灭后，甚至当他的名字都最终消散后，如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人，他是否真的存在过？一个人，在庞大的历史面前，太过渺小，太容易消失了。
我有些失落，但又不甘心，便去查询那个地址与上海的联系。没想到原以为隐秘的历史就大喇喇摆在将乐县政府的官网上，这段摘自《将乐县志》的文字是这样描述那段历史的：
“将乐支援上海城市建设。根据上海市委“去福建省境内建立劳动教养农场，发展原料基地，为上海市工业服务”的指示，1958年—1962年上海市公安局在将乐设立了上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1962年6月迁往安徽军天湖），先后在将乐县黄潭镇将溪村坑塘自然村和万全乡常口自然村设立2个分场。据县志记载，总共安置了5000余人。1958年6月到9月，人员陆续过来后，当地就把原来村里的村民迁移到隔壁的自然村，把房屋、耕地留给了农场。四年时间，农场累计砍毛竹166万余根，其中有107万根运往了上海，有力支援了上海城市建设。”
劳动教养农场。如此看来，曙霖当年一定是去了这所闽北农场。那么，他为什么会去这里？是作为劳教人员、被迫去了福建，亦或者作为随行的工作人员？不，这应该不大可能，倘若他是因公在闽北去世，爷爷绝不会对此三缄其口。
那么，曙霖就是那5000余人中的一个。
有了这些信息，却带来了更多的疑问：曙霖当年在上海遭遇了什么？他为什么被送到了劳动教养农场？他是否犯了什么事？爷爷为什么不敢提起分毫？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踏上了前往福建的路？他在福建的生活如何？为何在到达福建的短短两年便离开了人世？他有在信里和爷爷透露过任何信息么？
从这一刻起，我才算正式踏上了一段特殊的寻亲之旅。
我想先拼凑出当时的大环境背景，搞清楚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与社会。那是一个怎样的上海，出台了哪些有关政策，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裹挟了他，独自一人漂去遥远的福建并最终在那儿被历史所吞噬。
当年的上海，是中国第一、乃至唯一的特大城市。到1949年，上海已有人口546万人。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上海还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在1954年，由于长江、淮河流域遭受了特大洪灾，造成了国内粮食供应的巨大困难，大批人口开始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的总人口1955年4月底达到699万，比1949年3月增加了约150万人。而根据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上海的人口应该控制在500万上下。（熊月之《上海人解析》）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决心用全新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来改造这个城市。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视作是新政权的一大任务。在他的理念中，城市中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存在是城市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把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就必须大量疏散“非生产性人口”。（出上海记）
社会主义改造后，计划经济开始实行。一切市场经济的要素，如服务业人员、小商小贩等所有服务于市民与商业社会的数以十万计的人员成了失业者或难民。这些人既不是工人、不事生产，也不是农民，产出粮食，便都成了需要清理的对象。
在此背景上，上海市委正式提出了“紧缩上海”的口号。这份“紧缩上海”的计划是把有技术、有知识的“壮工”调配去西北；失业、无业的“农民”疏散回乡生产；“不能回乡生产、本人又无技术和文化”的去江西省垦荒；“反革命和刑事犯家属”和“社会游民”则遣送到外地参加农业生产，进行劳动改造，此外上海的水上船民、三轮车工人、榻拖车工人、人力车夫以及其他许多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都被视作是“非生产性”人口，或被认为是“剩余”从业人员，也需要被遣送出大上海。（出上海记）
于是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即从上海净迁出58.6万人。
这样的大背景下，要达成人口控制的目标，至少需要迁出200万人。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切断了人口的自由流动，也成为城市“清理”和管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制度依据。
除了这种人为的规划与控制外，还叠加了更多的经济与物质因素。在1958年开启“大跃进”后，由于工业化急速扩张和农业危机，上海等大城市面临巨大的粮食和物资压力。为此，将大批不符合城市定居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即当时被称为“盲流”的群体）及计划外用工遣返、动员回乡。
曙霖、乃至爷爷奶奶全家的境遇，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洪流中，被无意中裹挟的点点泥土。
（三）
在沧海中存找一点泥土。
我在寻找一名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人，一名在卷宗里似乎并不存在的人，一名被历史遮蔽了身影的人。以及，一个熟悉他的亲人几乎不曾提起的人。不愿提？不想提？还是不敢提？
我是上海人么？我的户口本上，籍贯一栏写着上海。从小我就知道，家里是从上海来的大西北，即使在我十九岁时，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也仍觉莫名亲切。
这种亲切感，可能来自爷爷奶奶过年时和亲戚打电话时讲的上海话、来自奶奶做的上海红烧肉、来自家中多多少少还残存一些的南方习俗——譬如除夕夜要吃四宝汤圆。
不论于我自己还是对曙霖的追寻，上海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这些年来，上海对我而言，依然保持着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大约十年前，我在上海呆过近两年的时间，工作、生活。但我究竟没有在真正的上海，我在松江，每个月进一两次城。这种感情很复杂、像是一个待自己成年后才进入家庭的长辈。谈不上足够的熟悉或了解、但也绝不是一无所知。但从小就知道，它对我有着特殊意义。
于是我把目光从福建又先转回了上海。爷爷奶奶在前些年，其实还回来上海了好几回。最近一次，差不过也十五年前了。奶奶在上海还有不少亲戚，但老人一个个不在了之后，都不怎么来往走动了。我在上海的那些年，从不曾拜访过一个所谓的亲戚，从关系上讲，也确实远了些。爷爷的亲戚，都已不在上海。散落在江苏安徽的不同地方，那又是另一些个复杂的故事，待我以后再慢慢回溯讲述。
现在让我们回到曙霖。他在上海灯泡厂工作过，这是我从爷爷口中听到的为数不多的细节之一。于是我决定去上海档案馆碰碰运气。
这次专程来上海，预约了上海档案馆的公共查询。档案馆是新建的，在浦东，龙阳路附近，相比市区，从浦东机场过来反而更方便些，更别提我在遥远的松江。松江其实才是这片地区的老名字，上海市出生后，迅速成长，吞噬了松江府。原本的上下关系掉了个个。和朋友一起，从松江到浦东、横穿了整个上海后终于在中午抵达。档案馆很气派，规模很大，但是供公众查询的部分，不过是一间类似网吧的大厅，摆了约摸二三十台电脑。手机是不许带进去的，要提前存进柜子锁好。纸笔、电脑可以带进去，用于资料的摘抄。
打开电脑、用刚刚注册好的查询账号登录系统，系统很简单，正中间一个大大的搜索框，等你向他询问。旁边有筛选栏，可以选择不同的收藏馆、不同的时间等等。这是档案馆对外公开的公共资料库，我试着输入“曹曙霖”三个字，不出所料的一无所获，我在期待什么呢，早该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还试着搜索了爷爷奶奶的名字，也同样没有结果。公共资料库里，原也不该有这些私人信息吧。只好退而求其次，搜索一些相关的关键词，譬如“上海灯泡厂”、“闽北农场”、“劳动教养”等等。这次倒是有一些资料，关联度不一而足，我选择了一些有关系的资料，申请打印。
走出档案馆，开始下雨。淅淅沥沥，惨惨戚戚，由小变大。
当天是不能打印带走的，要等待审核。审核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通过了一半。我在一个月后，才又找到去上海的机会，这次专程买了浦东机场的票，直奔档案馆，取到了这些讯息。并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审核未通过的另一半资料，重又提交了一遍申请。没想到一周后，又通过了其中一半。
这些有限的资料，包括《成立上海国营闽北农场的决定》、《劳改农场计划（草案）》（关于如何计划成立上海国营闽北农场的计划）、《上海纺织器材工业公司对于毛竹供应地点的考察报告》、《上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复XXX局的函》、《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发给福建邵武县的函》、《上海灯泡厂职工生活情况调查材料》、《上海灯泡厂工会委员会名单》、《上海灯泡厂职工统计月报》等等。
我一份一份地翻阅着这些资料，冰冷的官方文件，干巴巴的数据和报表，看似客观的叙述背后，隐藏着多少人的命运？
我看到了闽北农场成立的前因后果。
（待补充）
我看到了《上海灯泡厂职工生活情况调查材料》，一份1956年的文件，记录了灯泡厂职工的生活状况。文件里提到了工厂的生产情况、职工的工资水平、住房条件、医疗保障……
我又看到了《上海灯泡厂工会委员会名单》，一份1958年的文件，列着工会委员会成员的名字。我仔细地寻找着，希望能找到"曹曙霖"这个名字。
没有。他不在名单上。
我合上资料，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不知道曙霖在灯泡厂的那些年，是怎么度过的。他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吃什么？他有没有朋友？他会不会在某个夜晚，像现在的我一样，独自一人，阖上双眼，想起曾经的家乡？
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档案里。对社会与档案而言，它们毫无意义；但它们，是个体生命鲜活存在过的证据。
（四）
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完那些档案与数据后，我似乎搞明白了一些事，但也多出了更多的疑惑。
我的脑海里，
（待补充）
那天我在上海出差，接到了堂弟的电话，爷爷又住院了。
他的身体更差了，这次因为肺炎住院，终于有机会再做一次体检。家里一直瞒着他和奶奶他的病情，只告诉他们是糖尿病。这一次发现，癌细胞已在骨头里四处转移。治疗的药物让他胃痛、恶心，吃不下东西。没办法只好停了治疗，先保证营业摄入。两瓶毒药，总得喝下一瓶，没得选了。
人在时间面前，不论挺多久，终有一天要败下阵来。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越来越虚弱，他的那层石棺椁，也越来越薄。他似乎失去了催眠那个柔软真实自己的能力。那个他开始苏醒，未曾想到以这样一种方式，他有些恐惧，又有些不知所措。有时，他会从缝隙中出来，向我吐露只言片语。
再后来他开始睡觉，一直睡觉。睡着的时间比醒着多。甚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沟通交流，避免那个他冒出头来。
这么多年了，家里的消息，堂弟总是我第一时间和最准确的情报渠道。
我确实是生活在、乃至浸泡在全家人浓烈的爱中长大的。作为两边的长子长孙，不论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是父亲母亲，老太太，还有所有的叔叔婶婶姨姨姑姑姨父姑父……都欢喜的不得了，宠我宠的紧。从抱在怀里爱不释手（这宝宝真心疼（心疼在方言里是可爱的意思）），到领出门玩耍，再到后来和亲朋夸耀我的成绩（这孩子又考了全校第一）。
父亲一如既往地决定自己扛下一切，没有告诉我，如同过去无数次一般，他希望我可以专心做好我自己的事。但某种意义上，也剥夺了我参与，乃至了解家中事务的机会。
于是当我终于知道的时候，往往已是事情发生过后的很久。爷爷住院的诊断书、CT影像、医生背着病人说出口的那几句话，都已经在父亲一个人手里翻过、签过、咽下去过了。等我赶回去，剩给我的只有探视时间里那一点被精心修剪过的现实。
我成了一个永远迟到的人。三十多岁，在家人面前依然是那个"又考了全校第一"的孩子，所有的重量都被替我接住，我只需要继续做好我自己的事。那个被安置好的、轻盈的、与家的真实重量之间永远隔着一层玻璃的我自己。这层玻璃，父亲用他的方式为我擦得很亮的，很多年我都不曾意识到它的存在。
（五）
今年过年，我把这些档案馆的资料带给了爷爷，希望让他看到我的努力与成果，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不愿告诉我们，装作忘记了。我想用这些材料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一些，这不再是不能谈论的禁忌话题，也许，可以试着打开自己了。
当然，真正起作用更大的，可能还是疾病的侵袭与随之而来的衰老。
疾病与衰老虽然是一天天逐渐积累的，但不会如此显然出来，往往是在人尚无准备与预期时，陡然掉下一截。陡然掉下一截。
春节假期，我回到银川的第二天下午，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爷爷刚午睡醒来，精神还算不错。我把那叠资料从包里取出来，放在他的被子上。
"爷爷，我查到了一些关于太爷爷的事情。"
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去上海档案馆查了资料，找到了一些关于闽北农场的文件。"
他还是没有说话。
"你想看看吗？"
他沉默了一会，终于说：“把眼镜给我。”
我把资料递给爷爷，他把护理床升起来，靠着，戴上眼镜，认认真真、一页页的翻阅。
他看材料，我看着他。
他瘦的皮包骨头了，这甚至不是一个夸张的修辞，而是皮肤真的像门帘一样，松垮垮地从骨头上耷拉下来，晃荡、腿上几乎没有肉了，有些硌手，屁股已经没有了，仿佛从人的身上消失了。眼眶周围一圈暗红，绛红。开始塌陷。
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虚弱。他的手指在纸张上滑动，像是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翻得很慢，一页，一页，一页。
有时候他会停顿一下，盯着某个地方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是在看那些数据，还是在看那些数据背后的人？是在看那些档案，还是在看那些档案背后的命运？
我只是坐在旁边，看着他。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是在想他的父亲吗？是在想那个他从未见过的人吗？是在想那个他从未提起过的人吗？
还是在想他自己？想他自己的过去？想他自己的沉默？想他自己的恐惧？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沉默的、封闭的、拒绝一切的老人。他是一个正在回忆的人，一个正在面对过去的人，一个正试图打开自己的人。
爷爷看完了，把资料放在床头柜上，摘下眼镜，闭上眼睛。
我等着他开口。
但他没有。
他只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我等了很久，大概有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鞭炮声。春节的鞭炮声，本应是喜庆的，但此刻听起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寥。
终于，他开口了。
"这些，你从哪里弄来的？"
"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我专门去档案馆查到的官方资料，不过档案馆的公开资料只能查到这种宏观的方案啊、规划啊，查不到涉及个人隐私的，比如太爷爷的个人档案。我还得继续想办法。"
"嗯。"
又是沉默。
"爷爷，不过我现在已经搞清楚很多事了。我知道了太爷爷去的地方是劳教农场，他是作为劳教人员过去的，所以你不敢说。我还知道了当时为什么要搞劳教农场，以及当时为什么你们都被迫离开了上海……我还知道……"
他没有回答。
"爷爷，你要是还知道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的，我再去帮你查！"
他依然没有回答。
我有些失望，但又不甘心。
我相信，很多事情爷爷并没有忘记。虽然他拒绝书写，拒绝讲述。
我在等他开口，但疾病不会等他，时间不会等他。
我试着把话题引向这些信息，病床上躺着的他和当年那个他，虽然同样保持着沉默。但究竟有些不同了：原本壮硕的身躯像一堵密不透风的砖墙，砌起了那个厚重的是棺椁。然而现在，佝偻在床上的他，像倒塌颓圮的篱墙，有些东西，在其间蠢蠢欲动。
我的努力终于是有用的。第二天午饭后，大家都午休了，爷爷一直不肯睡下，酝酿了许久，终于开口：“过来吧，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这一次，爷爷闭着眼，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连着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说：“就这些吧，就这些吧，我累了，讲不动了。” 他把自己半年的话都一次性竹筒倒豆腐般说完了。作为一个病人，这真的耗光了他所有气力。
这一天里，再没有开过口。
最重要的信息是，曹曙霖当年是从老家到了上海讨生活。
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为在老家过不下去了。
因为他的身份问题。
他是“历史反革命”。
怪不得爷爷一直不肯开口，在那些岁月里，“革命”一词被赋予了太过神圣的意涵，而“反革命”，如同“撒旦”一般，代表着足够的邪恶与反动。
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其实曙霖从姜堰到上海，我猜，应该不只是身份的问题，还记得前面说，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了特大洪灾，这可能也是曙霖离开姜堰。去往上海的原因之一。
（六）
我们的老家是泰州姜堰，现在是江苏省泰州市下辖的一个区，曾经是泰县；三泰之一：泰州泰县泰兴。
故事又从上海推到了姜堰。
走到这一步，我已不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曹曙霖已经从一个故纸堆里的名字，渐渐丰满起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开始想更多的认识他、了解他。
当然，我知道他原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绝大多数人在旁人那里，不过就是一个名字的代号，加一些身份的标签。
人的生命体验，是逐渐丰满，在死后又渐渐扁平，直到最终消失，不留下一丝痕迹。
于是，到哪里去的问题有了答案后，我开始追寻曙霖从哪里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更多信息了，我想先回到原点，查找祖籍泰州姜堰。
其实爷爷写下的简陋版“家谱”，不止曹曙霖一个名字，还包括他的爷爷，哥哥、伯伯、舒叔……这么多名字，我总能够查出些什么线索吧。
父亲说，爷爷曾经告诉过他，他应该是德字辈。
又说，家里曾经也是大家族，曾经在老家还有祠堂。
那么，是否可以从老家的族谱与字辈入手呢？如果能找到姜堰曹氏的族谱，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曙霖的线索。
我把这些名字写在纸上，来回看了很多遍。
曹曙霖，曹莲叔，曹步洲，曹沅芷，曹光甫，曹思圣……
这些名字里，有些字看起来像是辈分字，比如"思"和"志"，但又对不上。"思"和"志"之间隔了什么？"曙"和"莲"又是什么关系？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规律。
我试着把这些名字按照辈分排列，但怎么排都不对。
我想，也许爷爷记错了。也许他记得的名字，不全是同一支的。也许有些是旁支的，有些是远亲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名字，至少给了我一个起点。
我决定用AI来试试。
我打开了豆包，把爷爷记得的名字输入进去，问它能不能帮我找出字辈的规律。
豆包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它说，这些名字，确实符合曹氏的字辈规律。它还给我列出了一张表格，把每个名字都对应到了一个辈分上。
我看着那张表格，心里一阵高兴。
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
豆包给出的对应关系，完全是胡编乱造的。它只是把那些名字随便排列了一下，然后编了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解释。
这显然是谄媚的产物。
我不甘心，又问了其他几个AI。
有的AI说，这些名字确实符合曹氏的字辈规律。有的AI说，这些名字不符合任何已知的字辈规律。有的AI说，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判断。
靠谱的没结果，有结果的，不靠谱。
我有些沮丧。
字辈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不，这压根就称不上任何线索。
我想，也许我需要换一个思路。
既然字辈查不到，那就试试别的办法。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直接去找姜堰的曹氏宗亲会。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姜堰 曹氏 宗亲会"。
这次，我找到了一些信息。
原来，姜堰确实有曹氏宗亲会。但这些宗亲会，大多只在清明节或者春节的时候活动，平时很难联系上。
我试着联系了一些曹氏宗亲会的人，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曙霖的线索。
给他们在族谱网登地方留了言，但很遗憾，都没有回音。
我继续查扬州泰州地区的曹氏字辈，搜到了：
字派：景国良栋，守世乙启，子木宏允，振汝定纪
续修字派：德贻余庆，学立名扬，锡尔遐福，长发其祥
居然真的有德字辈，但是德字辈前后的字辈，和爷爷写下的所有名字，全都对不上。
我在网上翻出了1993年版的《泰县志》，里面有记载泰县的主要姓氏来源，其中姜堰的曹氏有三支：一支在官垛，堂号是武惠堂，来自北宋开国名将曹彬；一支在哑巴舍；还有一支是嘉庆年间钱姓嗣曹。又根据<《泰县地名录》增补与勘误>记载，哑巴舍为曹姓聚居地。清雍正年间，雍正帝准备抄家江宁织造府，隆科多获悉，提前密告江宁曹家，曹家有子弟二人匿逃至王石沟，害怕暴露身份，装扮成哑巴，这一支曹氏后人切断了与江宁的联系，躲过一劫，他们的后人居住地就称为哑巴舍。
其中，官垛曹有自己的堂号，显然是有字辈的。但网上查不到他们的字辈。我们难道来自于这一支么？
看来我确实需要去一趟姜堰，实地去拜访这三支曹，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七）
字辈的线索断了，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那是一个格外炎热的夏天，北京的空气有一股浓重的被炙烤得灰尘味，过了暴雨季，每天只是简单重复着暴晒，连松柏都敌不过阳光，焦了蔫了。
我定了一份基因检测套餐。不知道这玩意准不准，半是好奇半准备死马当活马医了。
几天后，一个带有条形码的蓝色塑料采样管寄到了我手中。我对着管子吐出唾液，封存，贴上快递单，看着它顺着物流网络滑向了一家检测实验室的地址。
我当然是相信科学的、可仍然能从中感到一种莫名的荒诞与滑稽，我在用生物学的算法，去打捞一段被埋葬在西北戈壁滩与东南竹林深处的血脉。在那串只有A、T、C、G组成的、盲文一样排列的螺旋链条里，一定隐藏着一个精确的坐标，它能穿透大西北漫天的风沙，穿透爷爷那双因白内障和病痛而浑浊的眼睛，直抵福建的丛林、乃至泰州姜堰的某条雨巷。
那几天里，我每天都要打开APP去看看检测结果是否出来了，每天刷新好几次，焦急地等待着对我祖先的“宣判”。
约摸十天后，一份电子报告终于在手机屏幕上出现了。父系单倍群：C2c1a1a。
这意味着什么呢？APP上的解读是，Y染色体单倍群 C2c1a1a，也称作C-F1144北支，是一个典型的北亚/东北亚单倍群支系，在当今汉族的占比只有不到1%，反而在蒙古语族群（如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蒙古人）、满族以及部分西伯利亚原住民中分布频率较高。而汉族的主体、更常见（占比超过50%）的是O-M122，也就是O2支系。
这真是个奇怪的结果，因为曹操家族的Y染色体类型是O2-M268，即现在的O1b支系。和O-M122都是O-M175主干下的大支系。
难道，我家有满族蒙古族血统？这个C2c1a1a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也许是在某一代，有一个非汉族的血脉混入了曹家。
也许是在战乱年代，有一个蒙古人或者满族人，和曹家的女子生了孩子。
也许是在更早的时候，有一个C2c1a1a的携带者，改姓了曹。
等等，哑巴舍的曹氏来自江宁织造府。而江宁织造府的曹氏家族是汉满，原本是汉族，后被编入了满洲正白旗包衣（内务府包衣）。他们的祖籍最早源于辽东辽阳，在入旗前世居该地。
那看来，我们并不是官垛曹那一支，而是……
难道我们是江宁织造府曹氏的后人？来自东北地区，这基因好像就说的通了。我们和曹雪芹是一家的？至少基因检测看起来是支持这个结果的。课本中的人物突然成为自己可能的祖先，这种感觉、颇有些怪异。
本着科学的精神，我决定做交叉验证，于是换了一个基因检测网站，继续往下推我的基因。好消息是这家的基因库更庞大，信息更全。我得到了更细致的基因分型：C-CTS11990。
更出乎意料的是，APP上就在C-CTS11990这个分型下，写着：支系宗亲人数，47，支系下有可能分化出的家族：江苏省钱氏家族一支。
根据23魔方祖源数据库统计发现，在江苏省存在一个钱姓家族。江苏省的钱姓男性用户中 C-CTS11990 占比是 1.69% 是江苏省平均水平 0.02% 的 84.5 倍。且经过统计学检验，此家族非常显著。据此，我们推测 C-CTS11990下游可能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钱姓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主要分布在江苏省一带。
但这追溯时间太久远了，CTS11990这个标记，可以追溯到8540到10000年前。那时候连姓氏都还不存在。
我有些迷茫。
基因检测给了我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钱姓嗣曹，意味着什么？
我的祖先，到底是曹家的人，还是钱家的人？
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
是曹彬的后代，还是曹雪芹的后代，还是某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后代？
这场寻找，从一个名字出发，变得越来越复杂，渐渐卷入了历史、引入了故土、还有基因与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