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C01-C09

Havel 生平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和建筑承包商
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因为阶级出身不能接受高等教育，进了技校和夜校
1955年开始写作，1960年开始创作剧本，1963年第一部剧作《游园会》首演
1968年，布拉格之春，总统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富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苏联将此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之后，哈维尔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台工作。哈维尔从行动上真正进入政治活动中去，给捷克自由电台写发言稿，去各个高校的，工厂的，各种各样的辩论和集会，由此真正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度过了一段奇怪而且痛苦的时期”。哈维尔的作品被禁，本人被监视。1969年3月，他在家里发现窃听器，1974年，去酿酒厂工作。这段时间他的剧本纷纷在各个国家演出。
1977年1月，七七宪章发表。捷克知识分子联名发起的文件。哈维尔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三个发言人之一。1977年10月份被捕，刑满之后1979年又一次入狱。其他的签名人，有作家、记者、牧师、心理医生、高校教师这些人，大家都丢了工作，被惩罚去做一些清洁工之类的体力活。子女也不能去上大学。1989年之后，这些人平反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补偿。但是听说这些人还是感觉很满足。（受七七宪章启发的《零八宪章》，08年12月9号首批签署，12月10号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12月8号被捕。2009年3月11日，在布拉克的一个人权电影节开幕式上，哈维尔将“人与人”（Homo Homini）人权奖授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群体。）
1978年，无权势者的力量
哈维尔在监狱里一直有来自国际的声援，但是他身体不好，得了很多次肺炎。1983年那次就情况非常严重，当局就对他提前释放。出来之后就开始写剧本和文章。
1989年11月9日，东西欧铁幕落下。1989年11月17号，布拉格爆发天鹅绒革命。因为革命过程的丝滑而得名。
1989年12月29号，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4月份被释放。半年之后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
他的理想和现实会出现差距。就任的时候支持率是9成，10年之后卸任的时候降到5成多。
执政经历

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哈维尔是反对分家。但是他没有权利拒绝。所以分家势不可挡的时候哈维尔就辞职了。
1993年当选捷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连任两届，2003年卸任。

卸任总统之后又开始写剧本。之后一直有剧本和电影出版。
2011年12月18日去世
一直是无党派人士，不仅仅是前政府的异见人士，也是现在自己所工作的政府的意见人士。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身份认同。“知识分子应该不断的使人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和权利及其妖术的主要的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一个没有失败的人。”

后极权制度与古典独裁政权

“一个幽灵正在东欧徘徊:在西方被称为“异见”的幽灵。这个幽灵不是凭空出现的。这是它所困扰的制度目前历史阶段的自然和必然结果。”

人们容易把“独裁”这个词与一小群通过武力接管某个国家政府的人，独裁者和被独裁者是两个分明独立的群体。并且人们习惯假设这样的独裁是暂时的、短暂的、缺乏历史根源的。
后极权制度有真实的历史根源：“尽管我们的专政早已完全脱离了孕育它的社会运动，但这些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赋予了它不可否认的历史性。这些起源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历史起源的一个特点是对那些原始运动出现时期的社会冲突的“正确理解”。事实上，在这种“正确理解”（correct understanding）的核心，存在着一种导致其随后发展的可怕异化特征的遗传倾向。”（哈维尔试图说明后极权制度意识形态唯一性的起源，就来自于这种正确理解中所包含的核心观念）
“它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更精确、逻辑结构、一般可理解且本质上极其灵活的意识形态，其复杂性和完整性，几乎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 正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我们无法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分开来，他们同处于这个意识形态所编织的网络之中。

想象当时一个捷克普通人的生活

一家水果和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洋葱和胡萝卜之间贴上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这么做的实际原因是什么？他把它们全部放在橱窗里，只是因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而且因为事情必须如此。如果他拒绝的话，可能会有麻烦。
这个口号的展示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一个标志，水果商服从的标志。这个标志深深根植于水果商的存在职中。反应了他的切身利益。
这个切身利益，不仅仅是服从而已。因为水果商没有在橱窗里展示这样的口号：我害怕，所以我无条件服从。

意识形态搭起的桥梁

意识形态使人们以一种可疑的，似是而非的方式使人们与世界链接。它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一种有尊严的幻觉——自己有身份的，有尊严的，有道德的，同时又能轻易的将人们与这些幻觉分开。让人们在瞬间感到自己的渺小与脆弱。“Ideology is a specious way of relating to the world. It offers human beings the illusion of an identity, of dignity, and of morality while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m to part with them.”
它是一个遮羞布，是每个人，从水果商到政府最高官员都可以使用的借口。"It is a veil behind which human beings can hide their own ‘fallen existence’, their trivialization, and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status quo. It is an excuse that everyone can use..."
正因如此，它可以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幻觉：和谐。“the illusion that the system is in harmony with the human order and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社会规模越大，权利机制越复杂，意识形态就越重要，它是政权与人民之间的桥梁。政权通过它接近人民，人民通过它接近政权。没有意识形态，维持一个机制如此复杂的政权的完整性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桥梁如何成型呢？——通过谎言。它假装系统的需求源自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它建立了一个现实被虚伪表象覆盖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的生活如此彻底地充满了虚伪和谎言：官僚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被奴役；个人的彻底堕落被表现为他或她的最终解放；剥夺人们的信息称为提供信息；以权力操纵称为公控权力，任意滥用权力称为遵守法典；对文化的压制称为文化的发展；帝国影响力的扩张表现为对被压迫者的支持；缺乏言论自由成为自由的最高形式；滑稽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考成为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般的援助。由于该政权受制于自己的谎言，它必须伪造一切。它伪造了过去。它歪曲了现在，也歪曲了未来。它伪造了统计数据。它假装不拥有无所不能、无原则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它假装没有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什么都没有假装。个人不需要相信所有这些神秘的说法，但他们必须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了一样，或者他们至少必须默默地容忍这些说法，与那些意识形态的同谋者友好相处。然而，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必须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必接受谎言。对他们来说，接受自己与它同在的生活就足够了。于是，一个人确认了系统存在，满足了系统需求，成就了系统，他们本身就是系统。”
在极权制度之下，民主政权所具备的那种自我修正机制消失了，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意识形态创造一个越来越脱离现实的表象世界。语言会被剥夺，脱离原本的现实语义，成为一个覆盖现实的符号系统。...意识形态同时成为权力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权力的支柱，为权力提供借口的合法性和内在的一致性。随着这个相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随着它逐渐脱离现实，它获得了一种特殊但非常真实的力量。它成为现实本身。仪式的精湛技艺逐渐变得比其背后隐藏的现实更为重要。...权力逐渐接近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它从理论中汲取力量，并完全依赖于理论。当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矛盾的结果：不是意识形态，服务于权力，而是权力开始服务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仿佛从权力中夺取了权力，仿佛它本身已经成为独裁者。
自动化的系统 "统治者尽管通过集权的权力结构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往往只不过是该体系自身内部法则的盲目执行者——他们自己永远无法、也永远不会反思法律。无论如何，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种自动性远比任何个人的意志更强大。如果某人拥有更独立的意志，他或她必须将其隐藏在仪式上匿名的面具后面，以便有机会进入权力等级制度。而当个人最终在那里获得一席之地，并试图让自己的意志在其中感受到时，那种具有巨大惯性的自动主义迟早会取得胜利，而个人要么会像外来有机体一样被权力结构驱逐，或者他或她将被迫逐渐放弃他或她的个性，再次与自动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它的仆人，几乎与他或她之前的人和后来的人没有区别。 " 因此哈维尔也是反资本系统的。
蔬菜水果商为什么必须在橱窗里展示他的忠诚？来买西红柿的人会看那个标语一眼吗？“蔬菜水果商不得不将标语贴在他的橱窗上，并不是希望有人会读到它或被它说服，而是希望与成千上万的其他标语一起，为每个人都非常了解的全景做出贡献。当然，这张全景图也有一个潜意识的意义：它提醒人们他们生活在哪里以及对他们的期望。它告诉他们其他人在做什么，并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不想被排除在外、陷入孤立、疏远社会、打破游戏规则并冒被社会抛弃的风险，他们也必须做什么。失去和平、安宁和安全。......通过将每个人拉入其权力结构，后极权主义体系使每个人成为相互整体性、社会自动整体性的工具。......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既是体制的受害者，又是体制的支持者。”
“因此，人类已经创造了并且每天都在创造这种自我导向的系统（self-directed system)，通过这种系统，他们剥夺了自己最内在的身份。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且确实发生，只是因为现代人类显然存在某种创造或至少容忍这样一个体系的倾向。显然，人类身上有某种东西对这个系统做出了反应，他们反映并适应了某种东西，他们内在的某种东西使他们更好的自我反抗的一切努力都瘫痪了。人类被迫生活在谎言中，但他们之所以被迫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有能力这样生活。”
生活在谎言中的深远适应性和社会自动整体性的毫不费力的传播，难道不是与消费导向型人们普遍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完整性而牺牲某些物质确定性有某种联系吗？当面对现代文明的琐碎诱惑时，他们愿意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他们容易受到大众冷漠的吸引吗？归根结底，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灰色和空虚不正是对现代生活的夸大讽刺吗？事实上，我们（尽管在文明的外在衡量标准上，我们还远远落后）难道不是对西方的一种警告，向其揭示其自身的潜在倾向吗？
意识形态在后极权制度中是超越了权利成为权利本身的东西，是这个制度的支柱之一。然而，这个支柱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只有当人们愿意生活在谎言中时，它才会起作用。

什么是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

有一天蔬菜水果商不再张贴广告了。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账单很快就要到期了。他将被免去商店经理的职务，调到仓库。他的工资将被削减。他去保加利亚度假的希望将破灭。他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受到威胁。他的上司会骚扰他，他的同事会对他感到疑惑。

权力结构会将把蔬菜水果商从嘴里吐出来。它必须这样做，因为它的自动性和自卫的逻辑决定了它。蔬菜水果商犯下的罪行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罪行，而是极其严重的罪行。通过打破游戏规则，他破坏了游戏本身。他揭露这只是一场游戏。他粉碎了表象世界，这个体系的根本支柱。他已经证明，生活在谎言中就是生活在谎言中。他说出皇帝是赤身裸体的，因此发生了极其危险的事情：蔬菜水果商通过他的行为向全世界发表了讲话。他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幕后的情况。他向所有人表明，生活在真理之中是可能的。

在后极权主义体系中，生活在真理中不仅仅具有存在的维度（使人性回归其固有的本质），或理性的维度（揭示现实的本来面目），或道德的维度，它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维度。如果这个体系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中，那么它的根本威胁就是生活在真相中。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受到更严厉的镇压。

In the post-totalitarian system, truth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has a very special import, one unknown in other contexts. 真理，作为一种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一种潜在的力量

最初，这种对抗并不是发生在依赖于各种权力工具的真实的、制度化的、可量化的权力层面，而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人类意识和良心的层面，即存在的层面。这种特殊权力的有效范围不能用信徒、选民或士兵来衡量，因为它散布在社会意识的第五栏，散布在隐秘的生活目标中，散布在人类对尊严和基本权利的压抑渴望中。...它是一种细菌武器，当条件成熟时，单个平民可以使用它来解除整个师的武装。

生活在真理之中

当我谈到生活在真理之中时，我脑海中自然不仅仅是概念思维的产物，比如一封抗议书或一群知识分子写的一封信。它可以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反抗操控的任何手段:从知识分子的信件到工人罢工，从摇滚音乐会到学生示威，从拒绝在荒唐的选举中投票，到在某个官方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讲，甚至是绝食等。如果对生活目标的压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基于对所有生活表现形式的多方面操纵，那么，同样地，每一种自由的生活表现形式在政治上间接威胁了后极权制度，而在其他社会制度中没有人会赋予其任何潜在政治意义的表达形式，更不用说爆炸性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