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部分

 

16世纪时，海地和多米尼加有10万人，一个世纪以后，只剩200人。部分人死于天花等疾病，更多人的死因是他们对欧洲文明的恐惧与厌恶。

 

西班牙的一份调查，天主教调查团：“在不得已的时候，或许这些印第安人孙子辈的后代可以独立生活，但是，目前他们的能力实在太低，说不定他们的孙子辈能否独立生活都有问题。只要看看他们一见到西班牙人就逃走，没有报酬就不肯工作，他们反常的程度到了无缘无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平白送给别人的地步。他们甚至拒绝把被西班牙人割掉耳朵的族人驱逐。”他们所下的一致的结论如下：“把这些印第安人都变成人类奴隶，比任由他们像野兽一样自由自在还好……”

 

“他们吃人肉，毫无任何公义的形式；他们赤身裸体，吃跳蚤，吃蜘蛛，吃幼虫……他们没有胡子，如果脸上偶尔长些毛，便迫不及待地把毛拔个精光。”

 

根据欧维也多的证词：印第安人把这些人捕捉来，活活淹死。淹死以后几个礼拜之内，印第安人派警卫看守尸体，目的是要看看这些白人的尸体会不会腐烂。（印第安人对待西方人）

 

比较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可得到两个结论：白人相信社会科学，印第安人则相信自然科学；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兽，印第安人则怀疑白人可能是神。这两种态度所表现的无知程度大致相等，不过印第安人的行为显然表现了更高的人性尊严。”

 

哥伦布关于美人鱼和那时对绵羊树的误认，缺乏观察力却仍然取得诸多成就，作者表达出理解和尊重。作者在重走哥伦布之路，抵达新世界之路。

 

巴西首印象：不断重复的硕大山脉，美洲的印象：庞大宽广

 

“整个景观构成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的整体。一个人四周环绕着的并不是种类繁多的生物与物质，而是一个单一的、令人惊叹的存在：新世界。”

 

 

 

1555年7月12日，法国的卫尔给农在巴西建立殖民地和自己的王国，受洗的天主教徒，自由派，召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600人（宗教避难所），到巴西拓荒（忽略了女人和补给品）。当时法国和葡萄牙人在这里竞争多年。印第安人供给殖民者食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逃离。卫尔给农残暴镇压，集体屠杀。卫尔给弄陷入精神危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互说服对方改教。最后卫尔给弄反新教，新教搬去大陆和印第安人联盟。卫尔给弄被所有人痛恨，最后被葡萄牙人攻陷占领。

 

作者想起400年前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早期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结合，变成食人族。

 

旅行，不仅是空间的转换，也是时间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人与丛林的对比代替房子与街道的对比，以前作者穷，现在富有（物价极低，在纽约则相反），到达新港口的开放心态，社会地位上升或下降，脱离原来的阶级脉络，里约热内卢的建筑风格像是早期的欧洲，反而感觉时间在倒退。住的越高，社会地位越低，穷人住在山坡上，嘉年华时下山侵入城市。

 

里约和托斯之间的海岸，港口，曾经是黄金、钻石等集散地。

作者遐思：

布干维尔黄金、钻石的开采制度，三道锁，最终交给国王。曾经运送过1.5吨多黄金的地方，现在无迹可寻，只剩华丽的大房子。

矿坑衰竭以后，是糖，吞噬奴隶。之后，奴隶制度废止，圣保罗和港口山托斯，种植咖啡。黄色-白色-黑色。

由此生发感叹：旧世界人与土地之间小心翼翼、互相取予的关系，在新世界里，土地被虐待、毁灭，强取豪夺的农业，100年间烧遍整个圣保罗。

 

野蛮——颓废，缺乏文明阶段。

欧洲的城镇，几个世纪时间的消逝使之更迷人，美洲的城镇，年代的消逝之带来衰败，因为当初建造时准备不久之后重建，因此建筑简陋随便。新市区太俗丽、太新、太快，初始期一过就过时了，剥落，且新风潮引发拆除旧建筑，原来的规划就消失了。

新旧世界的对比，是演化轮替圈子很短促的城镇与演化轮替圈子很长久缓慢的城镇之间的对比。新世界的城市，永远年轻，但不健康。新却过早老化。1935年，圣保罗，平均每小时新盖一栋房子。

 

由城市面貌到社会职业，每个人并不是自足自在的人，只是一些社会功能。带来矛盾：比如共产主义者可能是封建大地主的继承人，道学之人可能纵容其成员带着情人出席公共场合等。

 

南美洲偏好的法国，消费者，知识掮客。文化是富人的玩意，为了培养一个公民的、俗世的公众意见，来制衡军队和教会以及个人政治统治，决定让文化为广大群众享有，于是创办圣保罗大学。

作者参与创办大学时，巴西同事地位低微，待遇极低。巴西学生既渴望大学，又厌恶上层阶级，因此对我们既回避又讨好，彼此之间竞争声望地位。

 

城市的发展牺牲了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不与想粗犷的质朴产生瓜葛。比如圣保罗的中产阶级看电影的习惯，避免接触下级群众。

 

圣保罗郊区没有印第安人了，主要是叙利亚人、意大利人；15公里外的一个原始村落，德国人后裔，小镇带有19世纪欧洲的味道；日本人，移民机构办理进来的，内部设施自成一体，比较孤立。

 

市中心工人住宅区，主要是有色人种，鼓励各族通婚，没有种族歧视。所卖货物的风格明显，印第安人卖的印第安人筛、火扇，无花果装饰（古代地中海的吉祥象征）。

 

还记录了一些圣保罗外郊的乡野民俗，内地区域-一些特别的社会模式，古典人类学研究想用过去解释现在，而在这些地方，似乎是把欧洲文明演化过程的古远阶段重现出来，每个城镇都可以个别研究。在19和20世纪，拓荒由东往西，由南往北，人口持续增加，和咖啡产量增速相当，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口减少，而咖啡则要早50年就开始减产。

 

“这种循环式的空间利用方式，都无法留下恒久的痕迹。只有那些沿岸的大城镇，里约和圣保罗，其城市扩张的基础稳固，看起来倒退不了：圣保罗的人口在1900年的时候有24万，在1920年有58万，在1928年有将近100万人，现在则早已超过百万。但是，在内陆地区，另外一种城镇出现，又消失；不同的省份，在同时有的人口增加，有的在减少。居民迁来移去，总数虽并不见得增加，但所形成的社会形式却有不同；化石化了的城镇与胚胎期的城镇并列，供人观察，使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研究到种种令人惊异的演变转化，好像古生物学家把不同的地质层加以比较，以便研究出历经数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生物演化的各种不同阶段一样。一离开沿岸一带，必须记住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变化多而发展少。

 

“在帝国统治时期，整个国家人口稀少，但分布相当平均。沿岸的城镇规模一直不大，内陆的城镇则远比现在更具活力。一个常被人遗忘的历史吊诡：交通设备的不足对最恶劣的交通工具最有利”，“像库亚巴（Cuiaba）与果亚兹（Goyaz）之间的那条路，在1935年已被完全遗忘，可是在100年前却是交通频繁，骡子队来来往往，一队骡子的数目在50头到200头之间。”

 

“20世纪以来，整个巴西中部的那种受忽略的景象并非本来就一直如此：这是沿岸地区人口和商业增加所付出的代价，是沿岸地区发展现代式生活的结果。”

 

“铁路铺设以后，河的城镇也步向死亡”

 

“在1935年的时候，有两种城镇仍然保存其传统的外观，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生命力。一种是“帕索”（pousos），在十字路上的村落；另一种是“帕卡德塞尔陶”（boccas de sertāo），即“林口”（the mouths of the bush），位于丛林小径人口的村落。”

 

往北走，亚马孙河支流沿岸的森林区，重复巴西内陆景象，村落减少，距离变大；往南走，朝着帕拉那（Parana）邦的方向，离热带就越远，火山形成的底层土及其所在的纬度使地理景观和生活方式有很多变化。在这些地方，可以看见原住民的部落，位置离文明中心不远，也可看见最现代化的内地文明样式”。

 

作者到时，这地区正在开发，主要是因为政府划出300万亩地给一家英国公司开荒，条件是该公司要筑道路，并且建一条铁路。1930年50公里长的铁路，1936年250公里，1950年人口已达1万。

 

城镇都是北欧风貌，新老移民混杂，日耳曼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好群居的人住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带，不喜欢群居的人关心个人的自由。”

 

神秘因素：“那些因素把城镇往西推，使城镇的东区贫困或衰败。这些因素可能只不过是宇宙律动的一种表现，从人类出现以来，这种律动使人类在潜意识里相信和太阳行进的方向一起行动是好的，逆太阳行进的方向是坏的，跟着太阳走表示秩序，逆着太阳走表示混乱”，作者吧上述偏好看成是一种智慧，而非迷信，现代世界拒斥这种智慧，才是真正疯狂。

 

“城镇既是自然里面的客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主体；它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是真实，同时是梦幻；是人类最高的成就。”

 

“在巴西南部的这些综合捏造出来的城镇，背后那股潜在的、顽固的决心所做出来的房屋规划，使街道具有特别功能，不同城区具有各自的风格；而所有这一切所以能存在，代表的既是原来创建他们的想法之延续，同时又和原来的想法矛盾，这就使那股决心显得更值得注意”

 

“喀拉嗤（Karachi）这个同样是人类随意创造出来的城市里面，重新发现果安尼亚旅馆——不过，放大到了不成比例的程度。喀拉嗤市，由于政治上的算计和有系统有计划的把许多社区连根拔起的结果，在1950年以前三年时间之内，人口由30万人激增至120万人；和果安尼亚市一样，喀拉嗤也是位于一片沙漠里面，那片干旱地带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印度，把我们地球的一大块剥掉一层有生命的表皮。喀拉嗤就位在这片干旱带的东端。

 

 

“喀拉嗤本来是个渔村，英国殖民者来了以后，变成一个小港城市和贸易中心，在1947年被升为首都。”

 

不同阶层的居住条件差异巨大，最穷的人“种黄麻的工人在一个巨大的蜘蛛网里面讨生活，那蜘蛛网由白色调的纤维组成，从墙上挂下来，漂浮于半空中。工作完毕以后，他们回去的家是“苦力线”（coolie lines），一种没有亮光没有地板的砖槽，每个砖槽住6～8个人；这些砖槽并列成小小的街道，表面的排泄流向中间，每天用水冲3次以清除污秽。社会的进步现在渐渐把这类住处用“工人住宅”加以取代，而工人住宅就是两三个工人分享一间三乘四尺的牢房。”作者将此类比法国快速养鹅的场所，但鹅是被养肥，这些人被剥瘦。

 

“一个工人住宅和廉价公寓建筑构成的亚细亚。这个未来的亚细亚，摒弃掉任何形式的异国情调，可能在被遮掩了5 000年以后，又和3 000年前亚细亚人就发明出来的那种单调乏味、却又异常有效率的生活方式连接起来。这种生活方式发明以后，迁移到整个地球表面，在新世界曾做短暂停留，以致我们以为它是美洲特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早在1850年，这种生活方式即又重新迈开其往西走的脚步，先抵达日本，绕了地球一圈以后，又回到起源地。

 

“城镇的、工业的、资产阶级的文明最早出现于印度河谷的城镇，这种文明的内在愿望，在欧洲的蛹期准备阶段长期内部繁复化以后，命定要在大西洋彼岸达到顶峰。当旧大陆还年轻新鲜的时候，它已经预示新世界的特色了”

 

“从喀拉嗤飞到加尔各答所花的8个小时里面，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印度绝对和新世界无任何关联。它既没有美国中西部或加拿大的那种严格的棋盘格式，全由规模一样的小单位组成，每一单位有一定的地方把农家建筑盖在上面，而且都建在同一边；印度更没有热带森林所具有的那种深厚的绒一般的绿，那些热带森林才刚刚被开发，拓荒先锋带大胆地在一些地点侵入。”

 

“欧洲与亚洲似乎各自代表自己的反面；一个是一直成功，另一个是一直失败；两者好像在进行同一项事业，一个取走所有的好处，另一个只能捡拾贫困与苦痛”。“欧洲、印度、北美与南美可以说是表明了地理环境与人口密度的所有可能的结合方式。亚马孙森林地带的美洲是一块贫穷的热带地区，但人口数目很少（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另一种），南亚也是一块贫穷的热带地区，但人口太多（一种因素使另一种因素更加恶化）；至于温带地区，北美洲资源富足，人口相对稀少，和欧洲形成对比，欧洲的资源相对有限，人口数目则相当多。但是，不论怎样去看这些明显的真理，南亚永远还是殉道的大陆。”

 

木乃伊化的旧世界，印度的大城镇只不过是贫民窟。在印度，我们深以为耻的那些东西，视为一种癫痫症的东西，是城市现象，只不过这现象化约为最基本的表现方式罢了：一大堆个别的人群聚在一起，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成百万成百万地挤在一起，不管生活条件如何。脏臭、混乱、人挤人、人压人；残壁、矮屋、泥泞、灰尘；牛粪、小便、脓汁、排泄和溃烂”

 

“饥饿迫使乡村住民涌入城市，使加尔各答人口在5年之内由200万增加到500万；难民挤进车站，虽然他们坐不起火车。你夜间经过，可以看到月台上睡满了人，裹着白棉布，那白棉布今天是衣物，明天就是裹尸单；饥饿也是那乞丐隔着一等车厢的铁栏杆与你四目交接时眼神凄烈的原因。”

 

在南亚，“这里的人什么都可以给你，一切都说包君满意。他们自称百技精通，其实一窍不通。结果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相信别人具有由诚意、由能够履行协议和自律的能力构成的人性品质。到处都是乞丐，更令人不安，你只要稍微停顿下眼光，都会被解释为弱点，可因此向你恳求施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关系的那些最原本的情境，全被扭曲；社会游戏的规则被动了手脚，使人不知从何着手。一个人的态度强迫你去否认他会有那些你非常想承认他具有的人性质量。

 

人人平等在这里根本无法贯彻，“把这些不幸的受苦者视为与自己平等，他们会抗议这样做是不义的；他们不愿成为与你平等；他们乞讨，他们求你傲慢地把他们踩到脚下，因为只有扩大你和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才能期得小小的捐助。差距越大，所期能乞得的就越多；他们把我抬得越高，期望就越高，期望他们所求到的会相当可观。他们并不要求任何生活的权利；生存这件事实本身，他们并不认为值得施舍，只有他们向有权势者卑屈颂赞才值得得到施舍。

 

 因此，他们就从来没想到要把自己视为与你平等。但是，这样不断的施加压力，即使施加压力的是人，你还是无法忍受，无法忍受他们用尽一切巧计要骗你，要占你上风，要用罪恶感、谎言和偷窃，来从你这里得到一点东西。”

 

人和人的关系不是紧张，而是断裂。“我们不得不拒斥这些祈求者，我们拒斥他们，并非因为我们鄙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用崇拜败坏我们，他们想要我们变得更堂皇，更有力，因为他们疯狂地相信，只有把我们抬高百倍，他们的处境才能有些微改善。这一点相当能说明所谓亚细亚式的残酷的根源。”西方文明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完全失效。

 

作者亲身经历：

理发，“皇家理发、高级剪发”，等等。我准备进去，司机一脸惊惶地看着我：你怎么可以到里面坐？”“我泄了气，只好任人安排一场为一种比较高级的人理发的仪式。结果是我坐在车内等一个小时，等到理发师剪完其他客人，把他的工具包起来，然后跟我们一道搭我的雪佛兰回“电线房子”。我一走进这间有12个开关的房子，跟班马上开始放洗澡水，以便剪完头发以后，我可以立刻洗净那双劳动者的手摸我头发所造成的污染。”“这种态度在印度根深蒂固。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鼓励每一个人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举动要像帝王一样，只要他有办法找到或发明出一个比他地位更低的人。”

 

搭计程车，司机似乎在强调说，那个家庭和一个白人抢叫计程车，有失礼数”“他争的是，必须尊重传统秩序。”

 

在印度，吃得饱满肥胖是超人，当发现作者一天并不是吃五顿时，当地人大吃一惊，一个白人原来也可以只是人。

 

 

印度：只看到人类，恐惧、受苦、饥饿等，生活的基本条件不存在，经过5000-10000年的人类居住，森林不见，土地贫瘠。

巴西：首先看到的物质的宇宙，人被数目稀少遮掩住，不需要多少东西即可生活。

 

空旷无人的热带vs人口过剩的热带

 

南亚：市场拥挤、脏乱、人人人，生产的东西运往欧洲、美国，收入很少，生存所需依赖世界市场的波动，稻米靠进口。

 

美洲：“社会日历表上的重要日子强调生产仍然是个人活动”“小样的展览品，每件都是艺术品，表达了各种不同的品位和活动，也表达了各种品位与活动所特有的均衡感，这两点是人们仍然享有自由的最有力雄辩。”

 

“热带美洲（在某种程度上整个美洲大陆）由于完全无人居住或相当程度的人口稀少所享受到的历史特权。自由（freedom）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才能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的空间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他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而且，很难说资源丰富可以补空间不足的缺陷，也不能保证说一个富裕但人口过多的社会不会被其本身的人口密度所毒害，像有些面粉寄生虫，远在他们的食物吃用殆尽以前，就用毒素远射程地互相残害。”

 

“一个人必须很天真或不诚实，才会认为人们能够完全不受其生存处境的影响去选择其信仰。不但不是政治制度决定社会存在的形态，而是社会存在的形态赋予表达其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意义。”

 

“热带亚洲与热带美洲之间的对抗，在可以找到的政治与经济的补救方法的那些问题之外与之上，还有一个问题：人类在有限空间内不断增加。我们不得不想到，就这点而言，欧洲的位置是处于上述两块大陆之间。印度在3 000多年以前尝试用卡斯特制度（caste system，旧译“种姓制度”）来解决其人口问题，把量转化成质，也就是把人群分门别类以使他们可以并存。印度甚至从更宽广的视野去思考这个问题，把种姓制度延伸到人类之外，延伸于一切生命形式。素食原则和种姓制度一样，目的是为了防止社会群体和动物种属互相侵犯，为了保证每一群人或物种有其自己特殊的自由，方法是强迫其他的放弃享受与之冲突的自由。”

 

“印度的伟大失败可以给我们上一课。当一个社会人口太多的时候，不管其思想家们如何天才，该社会能存在下去只得产生出使一些人沦为奴仆的情况。一旦人类开始觉得受到他们的地理、社会与心理习性所压抑不得伸张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被诱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的危险，把同类的一部分认为没有做人的权利。这样做使其他人获得多几十年的时间有些活动的空间。然后，就必须再把摒除在外的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