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0-C18

领读人：@小章鱼
日期: 2024-12-08 21:00

X 《77国宪章》的 WHO & WHY

……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们只想生活在真理中，演奏他们喜欢的音乐，唱歌。这与他们的生活有关，并与他们有尊严地和伙伴关系地自由生活有关。这些人过去没有政治活动史。他们不是有政治野心、积极性很高的反对派成员，也不是被驱逐出权力结构的前政客。他们有一切机会适应现状，接受生活在谎言中的原则，从而享受不受当局干扰的生活。然而他们决定采取不同的路线。尽管如此，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案件对每个尚未放弃希望的人都产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明天会更好》】
演奏摇滚乐的自由被理解为人类的自由，因此本质上与从事哲学和政治反思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表达和捍卫社会各种社会和政治利益的自由相同。
如果不同群体之间没有这种强烈的团结感，如果没有突然意识到“不能再继续等待”——无论制裁多么确定、近期任何后果多么不确定，都必须大声集体说出真相，那么《77国宪章》将是不可想象的。There are some things worth suffering for.
发酵发生在“隐藏的领域”，在那种难以绘制或分析事物的半黑暗中。预测《宪章》出现的机会与现在预测它将导致什么结果的机会一样渺茫。……越是被困在表象世界里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就越是感到惊讶。

XI 人们为什么采取了全新的方式 & 作者观点：生活 > 制度

在后极权制度下的社会中，一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消灭了。人们没有机会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进行政治组织了。由此产生的差距由意识形态仪式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自然就会减弱，独立的政治思想即使存在，也被大多数人视为不切实际、牵强附会，是一种自我放纵的游戏，与自己的生活相距甚远。……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存在一些个人和群体，他们不会放弃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努力独立思考，表达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进行政治组织，因为这是一种他们尝试生活在真理中的一部分。
真正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在后极权主义体系中的出现方式与在民主国家中的出现方式并不相同。如果很大一部分公众对另类政治模式和方案以及反对派政党的私人建立漠不关心，甚至持怀疑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普遍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or 丧失了公共事务的意识……也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就好像人们直觉地感觉到“一切都不再是看起来的样子了”，因此从现在开始，做事也必须完全不同。
如果各种“异见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来自这么多“非政治”职业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主要将自己视为政治家的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太受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的束缚，因此反而更了解真正的政治现实，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更敏感。……生活在后极权主义制度中的人们非常清楚，一个或几个政党是否掌权，以及这些政党如何定义自己，远不如“whether or not it is possible to live like a human being”的问题重要。
真正的、深刻的和持久的向好的变化不再能够源自任何特定传统政治观念的胜利——它最终只能是外在的、结构性或系统性的概念……如果要创建更好的经济和政治模式，那么它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源自社会存在和道德的深刻变革。……更好的系统不会自动确保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恰恰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Q：真的吗？制度与生活的关系？）
在我们国家，试图将我们所做的事情置于主导民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讨论的背景下，这往往看起来完全是愚蠢的。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认真地讨论我们是要改变体制还是仅仅改革体制？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目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两个目标。我们甚至不清楚改革从哪里结束、变革从哪里开始。无论我们所生活的制度是否显得“改变”或“改革”，最终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能否在这样的体系中有尊严地生活，它是否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们为它服务。

XII 什么是“反对派”？

在传统议会制政府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反对派被理解为具有实际权力水平的政治力量（最常见的是政党或政党联盟），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古典独裁国家中，“反对派”一词被理解为也提出了替代政治纲领的政治力量。……或者“反对派”一词可能适用于准备与统治权力进行暴力对抗的力量。BUT 后极权主义体系中的反对派在任何这些意义上都不存在。

由西方记者用来指权力结构内部，发现自己与最高当局处于隐性冲突状态的个人或团体……更常见的是对权力的渴望或对代表该权力的其他人的个人反感。
确实或可能产生间接政治影响的一切事物，即后极权制度感到受到威胁的一切事物 = 一切生活在真理中的尝试，一切生活的真正目标超出了系统目标所施加的限制。
更常见的情况是，一群公开其不墨守成规的立场和批评意见的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独立思想，并且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或多或少与“异议”的概念重叠。

e.g.《七十七宪章》在最初的声明中强调，它不是反对派，因为它无意提出替代性的政治纲领（=在民主社会或古典独裁国家中确立的传统含义）。然而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其视为明确的反对协会，这意味着政府理解“反对派”一词是定义2，即一切设法避免完全操纵的事物。……几十年来，苏联集团的权力统治社会一直将“反对派”这个标签作为最黑暗的控诉，与“敌人”一词同义。将某人贴上“反对派成员”的标签就等于说他或她试图推翻政府并结束社会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我经常觉得执政者有被害妄想症】

XIII “异见者”

他们在非常严格的限度内公开、系统地表达他们的不墨守成规的立场和批评意见。
尽管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迫害，但他们凭借自己的态度，赢得了公众和政府的一定尊重。
他们的批判性关注和承诺超越了他们周围环境或特殊利益的狭隘背景，涵盖了更普遍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在本质上变得政治化。
他们是倾向于智力追求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写作”人，对他们来说，书面文字是他们掌握的主要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治媒介。
从个人经验来看，我知道你跨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甚至在你不想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恰巧是一个关心此事的公民的作家，而是开始把你当作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几乎偶然碰巧也写戏剧。【好吐槽】
事实上，他们通常直到真正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很久之后才发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没有决定成为“异见者”，……不是一种职业，而主要是一种存在态度。
好像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主要关心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一些既得利益，与政府的整个争论不过是两个对立群体之间的冲突，将社会完全排除在外。但这种印象与“持不同政见者”态度的真正重要性相矛盾，“持不同政见者”态度的成败取决于对所有不发声的人的利益……因为它完全意识到根植于隐藏领域的“活在真理中”的潜在政治力量，也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这个世界，是一个生活目标与制度目标之间每天都存在紧张关系的世界。
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集团，但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关怀，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大声说出其他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在于他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某种排他性的政治权力，而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古拉格受害者的经历，他只是将这些经历放大并传达给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善意的人。
异见运动”源于平等原则，其基础是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观念。……这确实是一个残酷的悖论，一些公民越是站出来捍卫其他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实际上将他们与那些“其他公民”分开的标签。

XIV 一个案例

马萨里克认为，更加尊严的民族命运的唯一可能的起点是人类本身。人类的首要任务是为更加人性化的生活创造条件。在马萨里克看来，改变国家地位的任务始于改变人。
没有简洁、普遍有效的方法来确定小规模工作在什么时候不再“为国家谋福利”而变得“对国家有害”。案例：精通啤酒酿造技术的人“破坏了规则，最后他成了一个亚公民，被污蔑为敌人。他现在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原则上他永远不能指望别人听到他的声音。”
你不会因为有一天决定从事这一最不寻常的职业而成为“异见人士”。……它开始于试图做好工作，结束于被贴上社会敌人的标签。【笑死，记者职业完美契合】

XV 个人反抗：HOW?

我们的蔬菜水果商试图活在真理中可能仅限于不做某些事情。……他可能只是“仅仅”拒绝遵守系统对他提出的某些要求。然而，这可能会发展成更多的东西。
从最原始和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生活在真理之中涵盖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其外部界限是模糊且难以绘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将保持匿名，……大多数这些表达仍然是对操纵的基本反抗：你只需挺直脊梁，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得更有尊严。
时不时地，一个更加连贯和明显的倡议……从这片广阔而无名的腹地涌现出来，这一倡议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反抗，并转化为更有意识、更有条理、更有目的的工作。……某种可以被称为“社会的独立的精神、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东西诞生了。……它包括从自我教育和对世界的思考，通过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及其与他人的交流，到最多样化的自由公民态度，包括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的实例。简而言之，在这个领域中，生活在真理中变得清晰并以可见的方式具体化。
“持不同政见运动”只是“独立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乍一看可能是最明显、最具政治性（并且表达最清晰）的表达，但它们远非必然是最成熟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Vs. 他们不一定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可能是随心所欲地写作而不考虑审查制度或官方要求的作家，并且当官方出版商拒绝印刷他们的作品时，他们将其作品作为地下出版物发行。他们可能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所有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可能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他们也会在地下出版物中传播他们的作品或组织私人讨论、讲座和研讨会。他们可能是私下里教年轻人一些公立学校不让他们学的东西的老师；神职人员，无论是在职还是在被剥夺职权的情况下，都试图过上自由的宗教生活；不论官方机构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的画家、音乐家和歌手；每个分享这种独立文化并帮助传播它的人；人们利用他们可以利用的手段，试图表达和捍卫工人的实际社会利益，使工会恢复真正的意义或组建独立的工会；敢于向官员提请注意不公正案件并努力确保法律得到遵守的人；以及不同群体的年轻人，他们试图摆脱操纵，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生活。
始终如一、有目的地、清晰地服务真理，并组织这项服务。如果生活在真理之中是人们反抗制度异化压力的每一次尝试的基本起点，如果它是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独立行动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如果它是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独立行动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如果归根结底，它也是“异议”态度最内在的存在根源，那么很难想象——即使是明显的“异议”——除了服务于真理、真实的生活和试图腾出空间之外，还能有任何其他基础。

XVI 防御

所有“异见运动”都是明确的防御性运动，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捍卫人类和生活的真正目标，反对体制的目标。
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特定政府所遵循的特定政治路线的体现，而是对社会的复杂、深刻和长期的侵犯，更确切地说是对社会的自我侵犯。
仅仅通过建立不同的政治路线来反对它，然后力图改变政府，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永远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它是生活本身的问题。
捍卫生命的目标、捍卫人性……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也是一种无比一致的方法，因为它瞄准的是事物的本质。……大多数过于拘泥于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人都看到了“异见运动”纯粹防御性质的弱点；相比之下，我认为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我相信，这正是这些运动取代政治的地方。

XVII 合法性原则

为什么在普遍、任意滥用权力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人们会如此普遍、自发地接受合法性原则？

对异见者而言：

如果本质上只有两种方式来争取自由社会——即通过法律手段和通过（武装或非武装）反抗——那么很明显后一种选择在后极权主义体系中不合适：

1 后极权主义体系是静态的、稳定的，而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潜在地存在（尽管它们的影响要深刻得多）。社会在实际政治权力的层面上并没有严重两极分化……任何反抗的尝试都不可能在社会其他部分引起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鸣，因为这个社会是“昏昏欲睡的”，淹没在消费者的激烈竞争中，并完全陷入后极权主义体系中，AKA参与其中并充当其“自动性”的代理人，将叛乱解释为对自身的攻击，并且不会支持叛乱，而是很可能通过强化对制度的偏见来做出反应，因为在它看来，制度至少可以保证一定的准合法性。

2 后极权主义体系拥有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复杂的直接和间接监视机制，很明显，任何反抗的企图不仅会在政治上陷入死胡同，而且在技术上也几乎不可能进行。最有可能的是，在它有机会将其意图转化为行动之前，它就会被清算。

3 即使反抗是可能的，它也仍然是少数孤立个人的孤独姿态，他们不仅会受到国家（和超国家）权力的巨大机构的反对，而且还会受到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的反对和首先反抗。

“持不同政见”倾向于对以下政治思想持怀疑态度：“只有通过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制度或政府的变化，为此牺牲‘不太基本的’事物（人的生命）是合理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将系统性变革理解为肤浅的、次要的、本身不能保证任何事情的东西；并坚信通过暴力确保的未来，实际上可能比现在更糟糕。
BUT“异见运动”并不回避暴力政治推翻的想法，不是因为这个想法看起来太激进，但恰恰相反，因为它看起来不够激进。……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无法仅通过政府或技术方面的系统性变革来解决。Vs. 马克思主义学说：把制度理解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霸权，并且基于剥削者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权力的假设，认为革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扫荡剥削者。 ……问题是，他们找不到足够坚定的人来进行这场革命，结果他们变得痛苦、怀疑、消极，最终变得冷漠——换句话说，他们最终恰恰到达了体制想要他们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批准任何事情，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仍然会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断地“相信他们的话”，诉诸每个孩子都知道只有政府愿意才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最终只是一种虚伪。

对后极权主义自身而言：

后极权主义体系完全痴迷于将一切束缚在单一秩序中的需要：在这样的国家中，生活完全被法规、公告、指令、规范、命令和规则的密集网络所渗透。 ……个体被简化为一个巨大机制中的微小齿轮，他们的意义仅限于他们在这个机制中的功能。……每一次偏离既定生活轨迹的行为都被视为错误、放纵和无政府状态。

1. 与意识形态一样，法律法规也是借口。……它制造了一种令人愉悦的幻觉，即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受到保护、权力的行使受到客观监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后极权主义法律实践的真正本质：对社会的全面操纵。如果一个对捷克斯洛伐克生活一无所知的外部观察者只研究其法律，他或她将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在抱怨什么。对法院和检察官的隐蔽政治操纵、对律师为其委托人辩护的能力的限制、事实上审判的封闭性、安全部队的任意行动、他们对司法机构的权威地位，该法典中几个故意模糊的部分的广泛应用，当然，还有国家完全无视该法典的积极部分（公民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外部观察者隐藏。 ……所有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于幕后。换句话说，法律法规只不过是表象世界的一个方面……法典不仅欺骗了检察官的良心，它欺骗了公众，欺骗了外国观察者，甚至欺骗了历史本身。

2 镇压机构在权力结构中占据的地位越重要，它按照某种形式规范运作就越重要。……如果没有法律法规作为仪式上的凝聚力，后极权主义体系就不可能存在。……它不能允许自己对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假设（对其存在至关重要）产生怀疑，否则该体系所依赖的主要支柱之一——表象世界的完整性——将受到破坏。……因为这个体系离不开法律，因为它被假装法律得到遵守的必要性所无可救药地束缚，所以它被迫以某种方式对这种呼吁做出反应。……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诉求让社会和权力结构中的人们清楚地了解了法律的纯粹仪式性本质。……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游戏规则，所以只能更加谨慎地遵守这些规则。对挑战不做出反应，意味着破坏自己的借口，并失去对相互沟通系统的控制。

作者的结论：

“持不同政见”态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来自人类“此时此地”的现实。它更重视经常重复和一致的具体行动——尽管它可能是不够的，尽管它可能只能微不足道地减轻单个微不足道的公民的痛苦——而不是在不确定的未来中采取某种抽象的“根本解决方案”。 ……法律本身永远无法创造出更好的东西。……建立对法律的尊重并不能自动确保更好的生活，因为毕竟这是人民的工作，而不是法律和机构的工作。可以想象一个社会，拥有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充分尊重，但在其中却无法生存。相反，人们可以想象，即使法律不完善且应用不完善，生活也是可以忍受的。最重要的始终是生活的质量，以及法律是否增强或抑制生活，而不仅仅是法律是否得到维护。（严格遵守法律往往会对人的尊严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人道、有尊严、富裕和幸福生活的关键不在于宪法或刑法。……它们限制或允许，它们惩罚、容忍或捍卫，但它们永远无法赋予生命实质或意义。争取所谓“合法性”的斗争必须不断地以现实生活为背景来看待这种合法性。如果不睁开眼睛看到生活的美丽和苦难的真实维度，如果没有与生活的道德关系，这场斗争迟早会在某些自以为是的经院体系的岩石上陷入困境。

XVIII “平行城邦”与个人责任

社会的独立生活和“异见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不可避免一定程度地组织化和制度化。
伊万·吉鲁斯，“第二文化”概念：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想 e.g.地下出版物和杂志、私人表演和音乐会、研讨会、展览等。

+ 其他领域的潜在或萌芽形式：平行的信息网络，平行的教育形式/私立大学、平行的工会、平行的对外交往——“平行城邦”——“生活在真理中”最清晰的表达方式。“异见运动”给自己设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和发展它们。

它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上一切抵抗制度压力的尝试，其本质都是从前政治领域开始的。并不是先验地源于系统性变革的理论愿景（不涉及政治派别），而是源于生活目标和现实人民的真实需求（自下而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中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出发点通常都具有普遍性。【个人即政治，个人的就是社会的/世界的】——如果认为它本质上是一个与总体情况无关的群体解决方案，那就是错误的。
Patočka 曾经说过，关于责任最有趣的事情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承担责任。这意味着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在这里、现在、在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此时此地接受并抓住它，而不能通过搬到其他地方来逃避它……平行城邦超越了自身，它只有作为一种深化个人对整体的责任的行为，作为发现这种责任最合适的场所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作为逃避责任的方式，才有意义。

讨论问题：

生活与制度的关系？

生活是个体的，制度是群体的；能运行的制度是公约数。

为什么当权者有那么强的权力，却那么恐惧（有被害妄想）？

不能容忍被挑战，不是恐惧，而是不爽；
要填满每一个缝隙，不给任何可乘之机，才能维持权力的幻觉；
权力越大，失去权力的后果就更可怕；不安全感；
当权者的历史经验，就是靠意识形态上位的；“我曾经可以，那你可能也行”= 确有威胁；
“名义支持者”如果不名义支持了，就会被“致胜联盟”中的另一方利用，“民心可用”，防的不是民众，而是民众被利用/煽动。

作者的 HOW （解决方案）是“生活在真理之中”，大家的呢？

做自己的事情。掌握/控制知识权力，抗衡政治权力。
看透生活的真相，依然保持理想主义。
了解生活和各种东西的来龙去脉，构建你的衣着、知识……用螺丝之外的部分去构建一个你自己熟悉的机器，选择自己喜欢的机器。
建立链接。跳出站队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