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C22

领读人: @收音机
日期: 2024-12-22 21:00
录制文件：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4URTPVcYYtmIVEC0t3u9Uak2txJ_oxf/view?usp=drive_link

20241222-SEED 共读共在读书会《无权势者的力量》最后一期-转写智能优化版-1.docx

<aside> 🔥 第18章-22章小结虽然作者反对的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但行文的思路,内核其实和马克思的著作「共产主义宣言」类似. 煽动性比理论性更强,行文思路比较随意,属于想到哪是哪儿. 作证个人观点的形式也和马克思等共产党人类似,是用一大堆“反问句”来试图说服读者(温铁军儿到现在还在用这招) 都是那种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能令人感同身受的“大实话”和一些统治当局希望掩盖的思路,但我很难想象作者后来成为了总统,之后的行为还能否和年轻时一致? 整个文章的主题跳跃之间的过程,没有解释和记录(就是想到哪说到哪,不愧是诗人和编剧文字工作者)相信他是掌握并刺激到了那个时代大部分捷克人民的情绪. 很多问题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答到点子上,不像Max Weber解释的清清楚楚又能刨根儿. 确实像是时代的摇滚乐,流行歌.

</aside>

开场兽

<aside> 🚨 一个搞笑的问题: 为啥西方媒体一贯的长此以往,坚持不懈的挑逗我们中国的「人权」问题?几十年不变的配方,就是拿各种“小事件”赋予“大意义”来说事,以至于国内人都听的耳朵起茧子了?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贯的回避和盖住不报,并强调这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的行为“

因为这个在历史上确实有用,1968年布拉格之春没成功,1989年11月天鹅绒就成功了.(虽然是里应外合吧,但你里面的人也得在够高的位置上才行) 于是某些西方势力总觉得这种成功是可以复制到某神秘的东大身上的.况且这个模式成本小收获大,不就是多元文化输出嘛,养着呗?养几十年的文化人能花几个钱? 拨弄拨弄群众的思想能花几个钱,比派飞机大炮每年大几百亿的军费那便宜多了吧. 而且万一成功了,兵不血刃不说,革命后留下的可是个巨大的,空缺着的,百废待兴的”自由“商业市场. 不光可以解决他们国内自己市场不足疲软的状态,还能”开疆拓土“,那傻子才不干.

(但他们实在是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是个喜欢跪着的民族,连绵不断几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们“不光流淌在你7大姑8大姨的身上,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都是刻在DNA里的. ”难得糊涂“和”视而不见“那都是写进小学课本里的成语.培养”人云亦云“那都是有传承的”独立思考“在这片土壤里那都是用来说笑话的. 盐碱地是长不出什么庄稼的,还提「人权」就显得很天真幼稚.

</aside>

77宪章:(Wiki中文版就写挺好)

1977年写的,在1989年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一篇1000人签字的请愿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阶级斗争文献(七七宪章)

但是，不幸地，它们的颁布却立即提醒我们，很多基本的人权，在我国只存在于纸面上。

例如，第一个协定第十九条所保证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是颇为渺茫的。数以万计的公民，仅因他们的看法与官方不同，就被禁止从事自己的行业。他们经常遭受形形色色歧视并受政府或社团的排斥；他们被剥夺了任何自辩的机会，并且是实际上隔离与歧视制度的受害者。数以万计的其他的公民，则被剥夺了第一个协定序言中所述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生活在一旦发表意见，就会有失去职业或其它福利的恒常恐惧。

政府控制所有公众传播媒介——包括出版和文化机构——压制了言论的自由。任何稍稍不符合官方观点的偏狭框框，不论是政治、哲学、科学或艺术的工作，就被禁止产生。对社会现状的公开批评被禁止；虽然，对个人名誉受到攻击第一个协定是第十七条毫不含糊地规定有合法申辩的权利。针对官方宣传机器所作的虚假宣传和造谣诬蔑也无法公开反驳。当局的虚假的指控不容反驳，想在法律上纠正和寻求援手是徒劳无功的。对知识和文化问题的公开讨论绝对不允许。很多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及其他公民，只不过因过去他们曾合法地出版或公开地提出一些被当前政权所谴责的看法，而受到歧视迫害。

内容简单来说就是跟当权者争取人人“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不要都过政府倡导的生活。地下出版物、地下大学、地下教堂等盛行,都是当时状况的反映。(即本书作者相同的主张)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作者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声称要“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要求人性和真实的生活”。他曾反对组织政党和提出政纲，而主张“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

在1977年，哈维尔给当时的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胡萨克写过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他认为当时社会制度下“人性和制度的衰败”。他认为，人性的彰显和人权的释放才是社会的唯一出路。[11]哈维尔其后被传讯，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

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1983年哈维尔以肺病的理由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从1989年6月4日起，波兰的团结工会取得完全的选举胜利（获得了99%以上的议席）、柏林墙的倒塌以至东德政权的垮台、匈牙利去共产化以及立陶宛宣布独立等鼓动下，部分捷克人走向街头要求司法独立和举行公开的选举。

在1989年12月29日，东欧剧变后的首次捷克斯洛伐克选举中，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PPU宇宙塑料人(不及水仙斗活佛)

乐队风格贼猛,贼疯,现在国内乐队玩的合成器,传统乐器都有. 捷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候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既厚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

. . .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宇宙塑料人《百分之百》(A HUNDRED PER CENT)歌词译文：

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

他们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和理想

他们害怕葬礼，和墓上的鲜花

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党员，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

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艺术

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

他们害怕剧院

他们害怕电影，害怕帕索里尼，害怕戈达尔

他们害怕画家，害怕音乐家，害怕石块和雕塑家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电台

他们害怕技术，害怕信息自由流动

害怕《巴黎竞赛画报》，害怕电传，害怕古登堡，害怕施乐

害怕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害怕所有的波长

他们害怕电话 . . .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摇滚乐队比别人更遭受

政治镇压

. . .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Ivan Jirous (PPU艺术总监)

“伊万·吉鲁斯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提出并在实践中运用“第二文化”概念的人。”感觉作者是这群地下文艺爱好者们思想的发言人.

伊万·马丁·吉鲁斯（Ivan Martin Jirous，1944 年 9 月 23 日[1] - 2011 年 11 月 9 日[2]）是一位捷克诗人和持不同政见者，最著名的是捷克迷幻摇滚乐队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的艺术总监，后来成为共产主义政权期间捷克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之一。[3]他更常被称为Magor，大致可以翻译为“shithead”，[4]“loony”或“fool”（尽管是一个积极的头衔），这是实验诗人Eugen Brikcius [cs]给他的昵称Jirous 接受过艺术史学家的培训，但无法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他成为持不同政见的亚文化的一员，在正常化期间，Jirous 因其活动而被监禁五次。他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特殊贡献是“第二文化”的概念，根据该概念，简单地通过被禁止的文化和艺术活动来表达自己最终会破坏极权主义制度，[5]这个概念与他的朋友瓦茨拉夫·哈维尔的“生活在真理中”和瓦茨拉夫·本达的“平行城邦”密切相关。 Jirous 于 2006 年获得 Jaroslav Seifert 奖，1985 年凭借诗歌 Magor's Swan Song（捷克语：Magorovy labutí písně）获得 Tom Stoppard 奖。

布拉格之春(1968年)

布拉格之春（捷克语：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žská jar；俄语：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该年8月21日苏联与其他华约成员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才得以初步告终。

最终，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镇压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已经准备支持改革派，并削弱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中只有少数批评，因为在冷战时期，由于核对峙的存在，西方国家无法挑战苏联在中欧地区的霸主地位，不过大致上还是在联合国提出了抗议，中国正值中苏交恶期间，也跟进西方国家谴责苏联。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菁英知识分子。这次事件也改变了在许多西方国家左翼分子对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同情态度。

天鹅绒革命 (1989.11月)

政府没能像之前“布拉格”那次一样,派坦克上街,革命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了…(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在这其中有没有起到什么关键性作用)

天鹅绒革命（捷克文：Sametová revoluce；斯洛伐克文：nežná revolúcia），又译红丝绒革命、温和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从1989年11月16~17日到12月29日（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化革命，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党专制，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几年后的和平分裂埋下伏笔。

天鹅绒革命并不是一场暴力的革命，除了11月17日的冲突以外，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也没有人因此而丧生。还不只是统治阶层的操弄，就连下层民众也双手支持。因为其转型过程太过顺利和平，如同欧洲丝绸——天鹅绒一般丝滑柔顺，故而得名。

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

**简单说就是极权制 >to> 法制的过渡期. Charisma + Rational-legal authority叠加态

解释:**

“后集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 system）是一个由捷克作家和政治异议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他的著名论文《无权者的权力》中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在经历了极权统治（totalitarian rule）之后的政治体制。

特点:

制度的演变： 后集权制度不是指完全的民主或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而是指一种从极权统治向更开放和宽松的政治体系过渡的阶段。极权统治（totalitarianism）通常特征是国家对所有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私人生活。
表面的宽容： 虽然后集权制度下，政府可能允许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但这些权利往往是受到限制和监控的。政府仍然保持着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如媒体、教育、司法和经济。
形式上的民主： 可能存在形式上的民主机构，如选举，但这些机构通常是操控的，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执政党或政治精英手中。选举可能只是为了维持一个民主的假象。
社会控制： 虽然控制手段可能不像极权统治下那么显眼和残忍，但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社会，包括监控、审查、宣传和自我审查。
道德和文化生活： 后集权制度下，社会可能会经历一种道德和文化上的困境，个人可能因为害怕报复而选择沉默或自我审查，以避免与政权对抗。

意义：

过渡阶段： 后集权制度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从极权统治向更开放、民主的体系过渡的中间阶段。它表示了政治变革的开始，但也可能伴随着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
哈维尔的视角： 哈维尔认为，在后集权制度下，虽然政权可能看起来不那么压迫，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压迫和控制，只是以一种更微妙、更隐蔽的方式存在。他强调了公民社会的力量，通过“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即诚实地面对现实和表达真实的自我，来挑战和改变这种制度。
现实中的应用： 这个概念在分析许多从极权或威权统治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时很有用，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东欧国家、以及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总之，“后集权制度”描述了一种从极权统治向更开放政治体系过渡的复杂状态，其特点是政权保持着对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允许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宽容，但这种宽容是表面化的和受限的。

笔记

第十八章

介绍了一下他解决思路的观点: “异见运动”的基本工作是服务于真理，即服务于生活中的真正目标本身，这必然会发展成为捍卫个人及其自由和真实生活的权利.作者称之为“第二文化”

这个第二文化的概念，就是少数派，或者反主流文化运动。在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像女权的概念.(个人的理解)

但是系统复杂度不够，也缺乏对抗流氓暴力的手段显得比较脆弱。并且“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文化理想”的土壤和前提.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中国政府依然会对私立学校,文化艺术类出版物,演出,展览等一切事物管控在变得越来越严格.

随后作者又把他的“第二文化运动”和小资的那种有点逃避主义的“文化运动”做了个区分,强调他的目标(野心)是建立现有制度之下的“平行城邦”

确实,大部分市面上流行的解决方案,内观/短期出家/瑜伽/健身/出国旅游/都是逃避,找一个地方舔舐伤口,小圈自嗨一会儿,调整好了之后

回来继续给大机器当螺丝钉.

很少人有兴趣把干翻现有制度当业余爱好培养.(无论在哪个国家) 因为这是个长线并且高风险的爱好,孤独又复杂.人的大脑更喜欢简单的事物,局部最优解. 混日子.

(有点像秘密社团?但我很好奇秘密社团,你干嘛还出本书说出来呢…这不就完全丧失了自身优势?)

第十九章

“我已经谈到了生活在真理中的政治潜力，以及预测真理中生活的特定表达是否、如何以及何时能够导致实际变化的局限性。我还提到，试图计算这方面的风险是多么无关紧要，因为独立倡议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至少在最初，是一场全有或全无的赌博。”

这段主要讲这么做背后的政治潜力…

第二十章

但我认为，坚持传统议会民主作为个人政治理想的观念，并屈服于这样的幻想，即只有这种“经过考验的真实”形式才能保证人类持久的尊严和在社会中的独立作用。至少是短视的。

“我认为政治重新关注真实的人比仅仅回归西方（或者如果你喜欢资产阶级）民主的日常机制要深刻得多。

“1968年，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可以通过组建一个反对党来与共产党公开争夺权力来解决。然而，我很早就认识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任何反对党本身，就像没有新的选举法本身一样，可以使社会抵御某种新形式的暴力。任何“干巴巴”的组织措施本身都无法提供这种保证，而且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能够拯救我们的上帝。

老牌的民主形式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传统老牌”的民主形式有其自身的问题.无法解决现在所处的政治性困境,作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新的上帝,来带领人民走出现有的困境. 因此他认为从新聚焦到人的身上,是解决现有问题的思路.

第二十一章

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

“最重要的是，任何存在主义革命都应该提供社会道德重建的希望，这意味着人类与我所说的“人类秩序”的关系的彻底更新，这是任何政治秩序都无法取代的。一种新的存在体验、一种新的宇宙根基、一种新的“更高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与他人和人类社会的内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必须前进的方向。”

就是聚焦回个人本身,聚焦回日常生活本身,然后在现有社会框架下,发展出来新的道德和秩序…

作者认为需要从恢复信任、开放、责任、团结、爱等价值观,出发,产生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时代枭雄),带领大家走出“传统型社会” 最终走向“法理型社会” 这解决方案感觉一点也不彻底,重新构建标准的这个思路,都需要法治作为前提.但你现在存在的这个环境就不是法治环境…或者说法治其实是背后的政治势力,操控环境的工具. 这个背后的势力,其内部运作方式都还不很清楚,怎么可能用他的工具,最后来影响到他呢? 我觉得现在看来“法理型社会”不应该是终点,早就应该有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

“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应该建立在这些动态出现和消失的组织的多样化和多才多艺的合作之上。就社会经济生活而言，我相信自我管理的原则，这可能是实现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家梦想的唯一途径，即工人的真正（即非正式）参与参与经济决策，从而产生对集体工作的真正责任感。应该放弃控制和纪律的原则，而提倡自我控制和自律。“

作者的思路是,每个Charisma型的政治领袖,形成自己的小社区,最后小社区们连接成一个大的国家——邦联制国家. 每个小社区内部”放弃控制和纪律的原则，而提倡自我控制和自律“

他说的很理想状态,但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具体用什么工具,方法,都没有详细说明.以及为什么这样自觉的方式会比.制度化,官僚化的统治方式好?规模是什么样的?也都没说… 比如带来的分裂问题,低效率问题等,都没有讨论或者有点忽略了.

第二十二章

“如果不是因为某种反复出现的感觉，我可能会省略整个前面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更适合私人冥想的主题。这似乎有些自以为是，因此我将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这种“后民主”结构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提醒我们已知的“持不同政见”团体或一些独立公民的倡议？”

作者自己也觉得有点YY

“我们不知道如何摆脱世界的消沉，如果我们将我们所做的一点点视为根本解决方案，或者我们向重要问题展示我们自己、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解决方案，那将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自豪感的表达。解决问题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

“真正的问题是***“更光明的未来”是否真的总是那么遥远***。相反，如果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只是我们自己的盲目和软弱阻止了我们在我们周围和我们内部看到它，并阻止我们发展它，那又怎么样呢？”

说的多好呀,写首歌发表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