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1-12

第十一章

人口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这种观念源于近代以后。

“近代”是人口增长时期，其实这也意味着“近代”是社会变动的过渡时期。人口增长一旦进入了停滞期，这就表明社会变动的过渡期随之结束了。

 

人口停滞的传统社会中：（ 1） 人口并不会如愿以偿地增长；（2） 存在一些社会性牵制力使得人口停止增长。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狩猎采集社会之中，人口的净再生产率控制在 1.0 左右。然而，这并不是多生多死导致的，而是源于受孕率本来就不高。

【落合惠美子：人口调节两种手段——控制结婚和控制婚内的生育。】

•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很难筹措聘礼，所以不是谁都可以结婚；月子期间的性交禁忌以及漫长的哺乳期，使得生育的间隔时期较长；而性交频率不如“近代人”高也是原因之一。
• 与周围的生态系统之间也保持了某种协调性的动态平衡。各种各样的食物禁忌以及礼节性禁忌构筑起了一种文化规范，这种规范处于生态系统之中，以避免耗尽环境资源。他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有效利用可以食用的环境资源。

——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我调节机制。

Vs.

所谓的“近代”就是指“失效的社会”，也就是在人与自然、人与身体之间文化一社会的调节机制开始失效的社会。

• “近代”所特有的现象是，生产从家庭这个领域“脱离”出来 。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再生产被特殊化对待。
• “近代”家庭的性质是各种特质所组成的复合体，比如儿童的世纪 ［Aries, 1960］ 、母爱的神话 ［Badinter,1980］ 、主妇的诞生 ［Oakley, 1974］ 等各种现象都集中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在“近代”形成期中，与市场形成期几乎同时形成的“家庭性”(domesticity ) 领域又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的解体”问题又再次引起了关注。

英国和法国的“近代”早已结束了。人口停滞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晚婚化；（ 2） 结婚率的降低；（ 3 ）离婚率的上升；（ 4 ）出生率的下降。这也就是说，结婚的控制和婚内生育的控制这两个因素同时发挥着作用。更简单地说，男女双方都选择不结婚或者不受制于婚姻，并且人们越来越不想要孩子了。

这种结果导致了以夫妻和孩子为单位的“近代”家庭逐渐沦为了少数群体。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的美国，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并且仅依靠丈夫一人单方收入的典型“近代”家庭的比率跌落到了总体的 14% 。如今，我们只能称这种“近代”家庭是极其“传统的”家庭，这种家庭甚至已经成为少数。相反，独身家庭 （single household）, 以及单亲家庭 （single parent family, 以单亲母子家庭即 single mother femily 为主）则不断增加。

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这种生育的控制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发达国家之中并不是由文化禁忌或是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而是由当事人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 。

受过教育的职场女性以及不愿将“男女平等”的规范内在化从而接受性别角色分工的女性，这种情况在她们身上尤为明显。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女性和女权主义应该对家庭解体负一定的责任。但实际上，仔细体会有关支撑“近代”家庭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即可发现，这些话语的目标对象就是女性。结婚、生育的强制力几乎就是胁迫女性的话语。比如“婚姻才是女人幸福的终点” “女人只有生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等言论比比皆是。这恐怕并不稀奇。也就是说，将男性划为生产者，将女性划为再生产者，在这种特定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之中，作为再生产制度社会单位的家庭一宜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所谓男性的作用不过是不参与和不干涉"女性的领域”罢了。

 

这也难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妇女运动和第 n 期女权主义对 再生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文化一社会性强制力进行了控诉，为逃离这种强制力而争取自由的女性运动不断出现。而在这些运动之中，争取“堕胎权利”(abortion right) 的斗争成为了运动的焦点。他们控诉法律上禁止堕胎的国家，而这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女性之间的运动，是女性为了争取法律权利的斗争。有人说，“近代”国家对国民的“私”生活(核心是被私事化的性与生育)毫不关心，然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极为荒唐的“神话”而已。“近代”国家一直以来都对管理女人的子宫这一再生产资源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正因如此，争取"再生产自由”( reproductive freedom) , ”将子宫交还给女性”的这种斗争正是女性解放斗争的关键，并且这种要求也同样是让父权体制最为恼火的地方。

 

虽说日本离婚率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仍没有达到美国以及北欧的水平。……正在席卷欧美各国的“近代”家庭单位的结构性解体，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仍有挽回余地。仅从外部来看，正如集体主义式的日本型经营管理一样，日本社会即便是在家庭制度的维系上，也是完成度好到让人难以置信的 well-organized （组织良好的）社会。

 

“近代”家庭由夫妻和孩子组成，在家庭中存在着“性别角色分工”，这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将这种自明之理视为问题的也只有女权主义思想。与女权主义不同，那些叫嚷着”家庭危机”的声音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批判女权主义的方向席卷而来的。这与我们所预想的一样，“近代”家庭无法正常运行，具体来说，就是女人逐渐开始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女性开始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的现象则出现了批评和指责的声音。她们主要的反击之处有两个方面：第由于这种家庭单位变成了核心家庭单位，所以导致无法继续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第二，在这种核心家庭单位中，职责地位无可取代的母亲开始工作，这导致了育儿质量的下降。简而言之就是“核心家庭中外出工作的母亲”变成了众矢之的。家庭再生产功能的低下则被看作是女性的责任。当然，在家庭再生产职责方面，由于女性一人就是百分百的责任人，所以自然不会让男性为职责怠慢而负责。

有关“家庭危机”的言论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因为 60 年代是城市核心家庭普及的时期，同时也是家庭主妇开始向劳动者转变的时期。改变这种“家庭危机”的良药有两剂：第一是将“核心家庭”视为错误并试图回归大家族的期望；第二是将“家庭主妇外出工作”视为错误并高喊“女回归家庭”。

核心家庭本身并没有错。……引起日本核心家庭发生职责障碍的并不是家庭核心化本身，而是由于尚未成熟的社会环境并不符合家庭核心化的要求。

当下，有的人认为要改变“核心家庭中外出工作的母亲”，其终极解决方法就是回归传统三世同堂的生活方式……那么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就可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工作……女性外出工作还能够避免因家同时有两位家庭主妇而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往后养老的看护也不用担心……但无论是哪一种看法，这些“解决方法”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再生产劳动——育儿劳动和赡养老人的看护劳动。这两种劳动是在作为祖母的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女性之间发生的隔辈交换，且仅仅出现在家庭的女性成员之中。主张回归大家族的一派，他们所提出的万能解决策略，不过还是由女性一方担负起了整个再生产劳动。

……“照顾父母辈是子女辈的责任”这种日本所谓的“常识”在欧美各国是行不通的。三世同堂的这一剂良药本来就是极富日本特点和缺陷的。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将女性拒绝结婚以及控制生育看作是“拒绝（再生产）劳动”。……即便看上去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孩子的数量是关系经济实力的函数变量，女性不是“不生”,而是“不能生” ……面对“工作还是家庭”的两难选择时，女性们选择的答案是少生少育。女性为了继续工作而不生孩子，或是为了使后育儿期提早来到而控制生孩子的数量。因为倘若不这样做，她们就无法再重回工作岗位。当然，女性并不都是为了能尽早地重回工作岗位才有意地坚持着“孩子最多生两个”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因为“孩子最多生两个”,所以才导致后育儿期的提前到来，而这才是真实的情况。但这是女性给无法兼顾生产与再生产的父权制资本主义所交出的答案。男人们哀叹着女人讨厌结婚并且不再想生孩子。但兼顾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并且还不给予再生产者的女性任何支持和帮助，女性这样做只是对于这样的社会所给出的应有的反击而已。……在这种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强制性的利弊权衡之中，女人的外出工作也是”拒绝再生产劳动”的一种选择。"选择”家庭外部劳动本身就表明了女性拒绝家务劳动。……“只有职场才是 最能喘口气的地方。因为有职场上的临时休整才能让自己接着投入繁重的育儿工作之中”达拉•科斯塔的表达在多数人看来是一种诡辩。但是她把女性总觉得是被“强迫”做出的选择替换为主体性的、能动性的选择，这种逆转性的战略无疑是划时代的。

 

……女性被“部分再生产者化”（也可称为非完全的再生产者化）这一现象的背后也代表了女性的“（部分）生产者化” 。倘若如此，那么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生产和再生产领域而进行了重整。家庭并没有逐渐“解体”,而只不过是从”近代”家庭的这种形式被“重整”为另一种形式而已。

 

对“既要工作又要孩子”的女性，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给出的回答是：“OK, 两个都给你，但是你必须将它们很好地安排进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在孩子需要母亲的时候，女性要毫不犹豫地回到孩子身边，待孩子长大后再回到职场。这种生活方式的提案对于母性与个性两者都想要的女性而言是理想且和谐的。事实上，这种“中断一再就业”型生命周期的形式在女性之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在顷刻间成了大多数女性的选择。甚至连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女学生们也接受并进入了这种所谓的理想生活。

当然，这种经过“中断一再就业”后出现的“家庭主妇一劳动者” 的生活方式究竟对谁有利呢？结果一目了然。“中断一再就业”型女性的生活，看上去对女性有利，但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第一，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并过河拆桥；第二，可以以低廉的薪酬雇用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一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对父权制而言，这样可以使得在育儿期间确保丈夫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在进入后育儿期之后，丈夫也可以不负担任何家务劳动还可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对于中断一再就业型的女性而言，她们生活艰辛的现实情况昭然若揭，但至今大多数的女性还是会主动接受这样的生活。这是因为这种生活对女人而言是有利的，更具体地说，是对育儿有利的。

由于育儿期的中断，导致了女性的中断一再就业以及家庭主妇向劳动者转化。女性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接受未来劳动市场的不利因素。也正因如此，她们对于育儿产假制度和再雇佣制度的普及抱有深深的期待 。多数女性认为，只要有回归职场的保证，就不会被社会抛弃，就不会对看不见的未来抱有不安，这样她们就能够更惬意地度过育儿期了。而只要有回归职场的保证，女性就可以安心地休假。然而，即便是没有回归职场的保证，女性仍会抱着不安的心情选择去休假。不论如何，处于育儿期中的女性想要、也必须要专心育儿，这样的意识形态压力在不断作祟。

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疑问：如此这般的生活真的“对女性有利”吗？ 这对于父权制下的女性而言的确是方便之举，所谓父权制下的女性，就是将父权制的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进行内在化的女性，她们认为照料孩子是母亲的职责所在。正是父权制使得女性无偿地背负了全部的再生产劳动。倘若如此，那么对于进入育儿期专职育儿的女性而言，她们的生活并非对.女性有利，而只是对处于父权制（下的女性）有利罢了。

当然，仅仅从宏观社会体系发挥的效用上来讨论育儿这一行为，或许会遭到微观当事者的反对，他们会以母亲的体会和孩子的经历来反驳。特别是有人认为，女性进入育儿期后，她们专职育儿的生活并非对女性自身有利，而是对孩子有利。这种母性意识形态要求女性作为母亲应该有献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种崇高的动机让一心专注育儿的人们相信女性就应当为孩子着想，比起自己，要优先考虑孩子。从这种理论来看，“工作的母亲”自然就成了将自己优先于孩子的自私的母亲。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的活力。而在父权制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不管怎样，女性还是“为了孩子”而辞职了。然而，是谁来断定这 种做法是“为了孩子”呢？孩子自己是无法判断的。所有有关育儿的意识形态最终都逃不过一句“这都是为了孩子”的陈词滥调罢了。跨越时代及文化，我们看到了多种多样的育儿方法，而其中究竟什么才是“为了孩子” ？这恐怕只会让读者陷入极度的混乱。E.G.规律母乳法（喂奶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量）和自律母乳法（婴儿要喝奶的时候才喂奶） 这种决定论遵循的是弗洛伊德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前俄狄浦斯阶段决定着一个人的一生。所谓“绝无仅有的婴幼儿期体验”的危险论断披着科学心理学的外衣，将女性逼迫进专职育儿的生活中去。所有的育儿科学都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某种意识形态罢了。以“孩子的发育”为主题的一切学术研究都逃离不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 2 。

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去追寻“什么才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去思考“这些人究竟希望什么是正确的”。明白了这点，那么当下的这种“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的育儿观，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特点就一目了然了。支持这种育儿观的人们，是希望实现这种想法的人，即在孩子三岁之前母亲能够专职育儿，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应当离开职场。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在化的男性把带孩子的女性赶出了劳动市场，而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在化的女性则选择主动离开劳动市场。结果，就出现了由于育儿所导致的女性的中断一再就业的劳动形态。

当下所盛行的母性意识形态还给母亲的专职育儿时间打了优惠折扣： “宜到孩子三岁”便可，但这也着实让人不快。如此，专职育儿时间达到不了直到孩子“六岁”或“十二岁”的标准，相反的，也不会缩短至孩子“出生后一年之内”。专职育儿期的时长如果是直至长大成人的话未免也太长了，而只到一岁为止的话又会太短。但这长短之论究竟是就谁而言的呢？这种时间的长短绝不是由女性或孩子自己决定的。并且，恰如其分的时间长短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对社会而言，更确切地来说是对市场而言，女性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都待在家里是一件棘手的事，而让她们休整一年便立即回归职场也同样是一件麻烦事。20 世纪 80 年代的育儿意识形态是“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照料”。 而在它的影响下，女性暂时离开了劳动市场。中断一再就业之后，女性得到了所期望的“事业家庭双丰收”,但这不仅不是自我价值的双重实现 (dual role), 反而成了双重负担( dual burden )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现实中很快就显露出了原形。

 

贝蒂娜•伯奇( Bettina Berch) 称，女性所承担的"兼顾工作和孩子”的负担岂止是双重负担，而是三重负担( triple burden)—— 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和育儿 ［Berch, 1982］ 。这使得女性明显成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因育儿而辞职的女性，她不仅仅只是失去了收入而已。如果育儿束 后重新回到职场，那么原本应得的期待利益也会消失。实际上，她失去了原本应得的收入并且还要承担无偿的再生产劳动。然而她失去的远不止这些。工作中断后，即使能够成功再就业，但作为中老年、非熟练工的家庭主妇劳动力，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女性的薪金仍然很低中断一再就业” 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

……除此之外，再就业后的女性不仅与未因育儿期中断工作的女性拉开了差距，还与无须考虑育儿期是否中断工作的男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收入鸿沟。丈夫是年收入超过一千万日元的公司职员，妻子是年收入百万日元的兼职职工，这种组合体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着的显而易见的经济阶层的差异（也就是身份的差异）。如果这样的夫妻组合是超个人的单位（夫妻齐心同体），那么这种分配差异会由夫妻之间无私心的再分配得以调整。然而，这也得是建立在夫妻能够好好相处的基础上。其实很多妻子懂得，所谓“夫妻间的好好相处”不过指的是自己要遵循丈夫的意思罢了。当夫妻两人无法好好相处时，那么在作为个人的丈夫与作为个人的妻子之间所潜在的分配差异（身份差异）就会显露无遗。据美国的数据显示：以离婚为转折点，女性的生活水平会直线下降， 而男性的生活水平则会不断上升。……

那么，从经济以外的变量上来看，离婚又使男性失去了什么呢？男性失去的是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从属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作为丈夫一父亲的这一身份。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强制女性成为妻子一母亲，同样也强制男性成为丈夫一父亲，且与此同时他们又被给予家长这一身份。而从家庭中脱离而出的离婚男性，他们也许会因失去自己的身份而陷入恐慌吧。然而，倘若他们将父权制所给予男性的这一身份看作是毫无价值之物，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否意味着“父权制的终结”呢？

美国女性运动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求创造一个让单身母亲也能安心抚养孩子的社会环境。她们不再试图让男性同女性一起来承担再生产的责任。不仅如此，她们决定不依靠男人生活，还通过离婚这一形式让推卸责任的男性自食苦果。男性对再生产的放弃和女性对再生产的独占，在这一表象之中，男女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敌对。这种对立的根源是性，其中存在着争夺性的果实——孩子归属权的问题。正因为男人不想承担再生产的责任，所以女性决定独占果实。这种战略就是敌视男性的战略。然而，这种战略真的能如她们所愿，实现对男性的惩罚吗？那些脱离了父权影响的天真的孩子，以及那些在单亲母子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男孩们是否能为我们带来期盼已久的“父权制的终结”呢？

……大部分男性要么就是不负担赡养费，要么就是起初还支付商定好的抚养费，后来就有始无终地放弃了支付。在美国，大部分的单身妈妈都不是靠着离异丈夫的资助而生活的。并且女性需要继续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那么这种由单身母亲承担的再生产行为就仍会是为父权制社会做的奉献（看看那些战争遗孀，她们付出辛苦艰辛的努力，最后还是抚养出了男权式的儿子）。倘若父权制最广义的定义是“社会中男性成员对于女性成员进行内在化的剥削与统治”，那么一夫一妻制家庭只不过是在剥削统治体系中，仅由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所组成的最小单位的极限组合。女性离了婚，成了单身母亲，她虽然逃离了一个男性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她会受到作为一个阶层的男性的彻底支配。而有丈夫的女性，她所需要支付的再生产费用，只有实物费用（即劳动力）而已，她无需支付货币费用。但是，倘若离了婚，她既需要负担实物费用，同时还需要负担货币费用。这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她们的生活水平都跌落至了贫困线以下。

 

第十二章

移民政策有两种方式来引入外国劳动力：一种是引进“在国内拥有无可替代特殊技能的”外国劳动力；另一种是引进在国内虽然并非无可替代，但谁都不愿做的底层非熟练劳动力。目前日本的劳动市场对于前者是有条件的“开放”状态，但对于后者仍旧处于严格的”锁国”状态。即便在欧洲，移民劳动力也主要是用于补充这种非熟练部门的空缺。……女性转变为劳动者，这种转变并非来自熟练部门，而主要来自非熟练部门对劳动力匮乏的要求。如此一来，在非熟练部门工作的女性(以及年轻人)劳动力和移民劳动力直接在劳动市场上展开了竞争。……日本的失业率在 1986 年保持在 3%,……如果将寻求潜在就业机会的已婚女性也算作是“失业者”的话，那么失业率一下子就会猛增。……女人也是社会中另一类的少数群体，她们与其他的少数群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竞争关系。因此，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雇用移民者的做法，是国家对女性拒绝生育的反击。”

我在这里要批判这种社会共识，也就是女人进入职场会抢夺男人的 工作机会。同理，我也同样批判这种说法：移民劳动者会导致本国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而正是这种看法为德国发生的排挤移民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我认为，对于女人和移民的这种攻击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端指责。实际上，在德国，像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等移民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德国人不愿去做的低工资且不划算的非熟练劳动部门，如清洁工和体力劳动者等等。而德国人的高失业率则集中在高学历且年轻的劳动者身上。他们这些拥有高学历的劳动者并不会与移民劳动者在非熟练部门中产生竞争,也就是说，移民者们并没有夺走德国人本应有的就业机会。同理，家庭主妇劳动者取代的并不是男性家长劳动者原来所从事的职位。在超市收银台收款或是在服务业做着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她们所做的工作是男性劳动者曾经从事的职业吗？这些职位都是在科技发展中新兴的、为女性所准备的且以往未曾出现的就业机会。这些职位也是男人们绝不会想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女人这一少数群体只同移民这另一类少数群体发生竞争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与男人，或是移民与本国人，他们之间并不发生竞争关系。……女性的劳动问题直接关系到移民劳动问题。不仅如此，女性劳动问题内部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换言之，一部分女性，由于在非熟练劳动部门同移民劳动者发生了直接竞争，她们撤出了该领域，而另一部分女性，由于移民劳动者代替她们进入了非熟练家务劳动部门，这使她们能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了熟练劳动部门，这些女性之间产生了差异。从劳动的机会成本来看，如果家庭主妇劳动的出售价格 A 高于家务劳动的购入价格 B, 那么主妇就会变为劳动者，反之，若价格 B 高于价格 A, 那么家庭主妇就会留在家庭。也就是说，家庭主妇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偏差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家庭主妇劳动虽然是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家务劳动。反之，家务劳动未必一定需要家庭主妇来做。也就是说，这里的家务劳动只是目前这一时间点上的、偶然的活动，它是以“家庭主妇”为名的女人作为质量参差不齐的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而已。高中毕业做着超市店员工作的女性和数学系研究生院毕业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的女性，两者作为家务劳动者的价值虽然是等价的，但当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劳动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就会产生劳动力的价格差。如此一来，引入移民劳动力对于女性劳动市场产生的冲击有以下两种效果：(1) 女性被赶出非熟练部门;( 2 )将女性推向熟练部门。也就是说：中层家庭依靠丈夫单方收入来生活，它维持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上层家庭男女平等一实际上是无论男女都能免于家务劳动所带来的负担，而上层家庭的双方都在工作，也就是说家庭有双份收入。两种家庭之间产生了差异。这种“中层”与“上层”之间的差距，虽然原来仅仅是由于丈夫的收入而产生的，但是现今由于有能力的妻子能赚取与丈夫相同的年收入，这使得这种差距一下子扩大 了 。也就是说，现如今已经出现了亚洲型的阶级结构，即比起社会性别差异的因素，阶级因素才是决定性变量。而阶级因素使得每个家庭的亚文化也产生了差异。“一旦结婚（都）会变为家庭主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全局式观点也坍塌了。女人们能够花费比自己工资更低的成本来购买家庭劳动服务，这使得她们向劳动者转化，相反，对于那些无法购买小于或等于自己劳动薪金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而言，她们则会留在家中。处于经济阶层较低的、“不得不工作”的女人们，她们拿着与家务劳动者同样的工资，不仅要承担自己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还要从事雇佣劳动。如此一来，经济阶层决定了夫妻家庭亚文化的现状。承担家务劳动使得男女共同成为最小单位的双职工夫妻，也就是丈夫工作、妻子做家务 统型性别角色分工。但家庭主妇劳动者肩负起了来自家务和雇佣劳动的双重负担的压迫。这样一来，传统型“近代家庭”不再是家庭的唯一模式。

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家务劳动在所有劳动之中处于最底层的位置。只要市场将家务劳动的价格控制在最低限度，女人们就会让其他人来代替自己，而她们自己则进入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强行树立的“经济原则”面前，社会性别的文化规范和“家务是有价值的劳动”这种家庭主妇意识形态的呼声都相形见细了。……因此，家庭主妇向劳动者转变的趋势与是否引进移民劳动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家庭主妇劳动者在某些情况下与移民劳动者互为竞争关系，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二者又互为补充关系。我认为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动向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劳动市场走向开放的重要指标。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这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给女性的一个答案。

 

所谓的“近代”,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地陷入低迷的历史过渡时期。随着“近代”的终结，女性劳动力比率与已婚率和未婚率一同回到了前工业化社会的水平……

 

日本大多数女性则是在育儿期中断工作，并在后育儿期再就业，从事非全日制型工作。

• 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使女性的再生产劳动负担降到最低，从而让女性能够成为生产劳动者，积极推进再生产的社会化。这使得中国、苏联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在各个年龄阶级上并没有表现为包括分娩育儿期呈现的低谷状态的 M 字形。
• 由于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原理使得再生产成为私人之事，美国的资本家以及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型国家都对国民的分娩育儿采取不干涉原则。……抚养未满 6 岁孩子的女性的劳动者化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并且全日制工作比非全日制工作增加得更快，这使得美国各个年龄阶级的女性的劳动力比率不再呈现 M 字形。虽然公共托儿服务设施尚不完备，但处于分娩育儿期的美国女性还是会花高额的育儿费用聘请保姆或日间妈妈，并且继续以全日制的劳动形式进入劳动市场。
• 亚洲及非洲……由传统的扩大版家庭取代公共育儿服务来支援在外工作的母亲。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的已婚女性仍不会中断育儿期，而是一直以全日制的劳动形式继续工作。上层女性可以雇佣奶妈或女佣以方便从事全日制的工作，而下层女性则需要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他们并不存在专职育儿期的问题。

只有像日本这样实现了国民全体中产阶级化的异常社会才会出现已婚女性所面临的专职育儿期问题。……在“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出现了男女工资差异缩小的趋势，但为何日本反而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呢？当然，这是由于日本女性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而非全日制就业的增加，使得日本女性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上降低了。我们也可以把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上升的这种现象称为专职主妇向兼职主妇的转化。

 

将兼职主妇再进一步细分，可以分为第一种兼职主妇与第二种兼职主妇。……第一种兼职主妇就是以家庭劳动为主、以雇佣劳动为辅的已婚女性，第二种兼职主妇则是以雇佣劳动为主、以家务劳动为辅的已婚女性。……第二种兼职主妇把重心更放在职业上，所以她们没有中断育儿期中的工作。她们连续工作十至十五年，现在收获了相应的职位和收入。而与此相反的是第一种兼职主妇，因为她们把主妇这一角色视为是重中之重，所以她们一心扑在专职育儿的生活上，而且正因为她们将母亲这一角色优先于其他选项，所以才选择了非全日制劳动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女性属于第一种兼职主妇。

……当下，日本的专职家庭主妇正逐渐向第一种兼职主妇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并没有想要彻底颠覆父权制，而是出现了与之相妥协的姿态。

 

"中断一再就业”导致以往“丈夫主工作、妻子主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变为"丈夫主工作、妻子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新性别角色分工”。

……“家庭革新”的时代就是迫切需要重新协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关系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正是争取女性解放的绝好时机。在欧美，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父权制的支持了，它已经进入了 "无需父权制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without patriarchy) [ VanAllen, 1984] 阶段。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变成没有必要再同父权制相妥协的一元化制度，那么主张二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将会再次解体，它只需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便可。然而，正如市场的一元化就意味着市场的终结一样(如果资本主义也能将“孩子的生产”市场化，那么则另当别论 ）, 我不认为父权制会消失(因为这就意味着“家庭的终结”)，所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框架目前仍然有效。

日本的资本主义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这种不彻底的形式支撑着父权制 (即日本式的家庭制度)。我认为这表现在它对再生产品质管理( QC,Quality Control) 思想所发挥的作用上。日本式家庭制度虽然没有对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女人提出很多要求，但它要求女人作为母亲要自我奉献 (selfdevotion), 而这才是这一制度的核心之所在。在核心家庭化和低生育的进程中，女人作为母亲的角色反而被逐渐强化了。让女人成为再生产者，这种思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逐渐被推进至极限，而这正是近代父权制所设下的圈套。在低生育的时期,女人育儿的负担看上去比子孙成群的时代有所减轻，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低生育的压力（最多生两个孩子）直接源于女 人要将每个孩子抚养到他们能独当一面为止，如此一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时间的长期化以及费用的极度增加。所谓“子孙成群”的时代，也是孩子社会化所需时间极短和社会化费用极低的时代。正因为实行放养式的抚养，人们才能一个接一个地生育孩子。伴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与孩子第一次社会化所需的时间相比， 第二次社会化（孩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成人）所需的时间明显变长了。也就是说，教育所占比重与养育所占比重相比明显提高了。

再生产劳动是指在整个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劳动,它指的不仅仅是养育活动。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的量要有所保证，它还要求劳动的质也要有所保证。重要的不是能生几个孩子，而是能教育出怎样的孩子。通过创造大量的冲断一再就业”型第一种兼职主妇劳动者，我们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在再生产儿童的品质管理目标上,几乎理想地达成了一致。

日本的儿童在第一次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依赖着无私奉献的母亲，所以他们同样也形成了具有依赖性的、顺从的身体。这些儿童在第二次社会化阶段中由家庭被转手到了学校，他们在管理式的教育中进一步被加工成拥有相同的、整齐划一的、顺从的身体。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育儿期“中断一再就业”的主妇劳动者化与“三岁之前由母亲抚养”的育儿意识形态是狼狈为奸的关系。母亲在孩子第一次社会化时期需要遵从这种观念，但是这也最多只能持续到孩子的第一次社会化结束前。因为完成养育孩子的任务后，她们不得不将孩子转手到学校。在传统社会中，孩子的第二次社会化是在家庭和共同体中进行的。然而，如今那些不将第二次社会化的任务委托给学校的父母们，会让孩子成为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使孩子被社会淘汰。教育是指花费费用的再生产劳动。如今，母亲不再亲手承担教育职能，她们为了购买教育服务，又需要转变为生产劳动者，而这些教育服务从她们手中夺走了她们的孩子。母亲们为了将孩子打造成适合劳动市场的产品，她们需要购买统一的商品——管理式教育，为此她们需要主动地外出工作。对于“冲断一再就业”型主妇劳动者而言，进入后育儿期后，“好主妇”的条件便是成为劳动者。

……这种水平较高的 QC 是很难通过社会化的再生产劳动达成的。……无论是怎样的育儿专家，他们所实施的共同育儿在再生产劳动的密度和热忱上都无法跟母亲单独实行的育儿相提并论。……如果把母亲给予的热忱和密度的育儿公共化，那么这种成本将异常昂贵。无论是公共化还是市场化都无法实现育儿彻底社会化，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成本过高的选择。

然而，资本主义将养育完全交给女性，并没有将教育交给女性。因为教育也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再生产劳动。但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出色地克服了这个困难。它通过把“中断一再就业”型的生活强加给女性而实现了“让受益者来承担这个困难”，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以无偿劳动的形式让女性背负养育责任，之后，又将教育所需的费用负担同样让女性来承担。在当事人的承担下，适应市场要求的顺从的身体以较高水准的 QC 接二连三地被再生产出来。如此一来，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就与父权制完美地达成了调停的平衡。作为父权制产物的母性意识形态，它并没有与资本主义相抵触，再生产劳动在自发性地剥削着女人和孩子的过程中、在“家庭革新”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

 

当下，人们正在从对极端式的生产者化的重新审视，逐渐向着谋求缩短劳动时间的方向迈进。即便这是为了确保男女劳动者进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但缩短工时似乎确实是顺应了女性解放的潮流。并且 1986 年《劳动标准法》的修改以及在同时期弓 I 入的弹性劳动时间制 , 似乎都在保证劳动者能够获得人本该拥有的生活。

然而细细想来，女性在“母亲”的名义下，不是早就已经了经历这样的阶段吗？她们由从事非全日制这种自主性缩短工时的工作转变成了从事“中断一再就业”这种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形式的工作。但这些对于她们而言都是毫无收益的。让女性背负自主性缩短工时、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工作的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肩膀上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而能从女性的自主性缩短工时和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工作中获益的一方是能够廉价收购女性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选择了将“中断一再就业”型主妇转变为劳动者的这一选项，这使它与父权制没有产生激烈的矛盾，而是走上了一条得以回避二者矛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