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与烬-第三部 -Yuan
第三部 火
（十五）上海之后
1958年11月，曙霖抵达福建后不到三个月，我的太奶奶吴逸湖三十九岁，爷爷思俊十七岁，姑奶奶桂芬十三岁，小爷爷思贤一岁半。他们的命运，也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家是从上海来到大西北的。那时奶奶会讲支边——支援边疆建设的故事。这听上去是一个光荣的事，是值得敲锣打鼓欢送欢迎，主动奔赴落后的边疆内陆，帮助与支持祖国发展。
可随着年龄渐长，我发现这个叙事里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如果它是光荣的，光宗耀祖的好事，为什么爷爷会如此的沉默？为什么他们从不曾结束这趟支援的任务，回到上海？什么和上海亲戚的联系越来越少，少到几乎断绝？
光荣的事会被反复念诵与讲述，只有羞耻与恐惧，才需要沉默来包裹隐藏。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一盘棋。
从自然灾害，如洪水、饥荒等导致的逃难，到大跃进的招工需要，到大三线、小三线的战备建设，到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发展，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名目繁多，如此种种。
各种原因，共同构成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与流动。
也因此有不同身份、不同境遇、不同结果的人们，往往被简单而统一的纳入了大而化之的某个名词之下。
细究起来，分别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从哪里，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去了哪里，之后又怎样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话题。
而逸湖带着三个子女，也是这一波波浪潮裹挟下的一粒沙。
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大量流入与大量流出并存。
（此处待补充）
1958年初的上海，也进入了大跃进的时代。
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涌入市区，加上市区人口自然增长，导致城区人口急剧膨胀，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住房拥挤、公共服务超载和环境恶化。盲目流动——盲流。
（此处待补充）
同时，上海也一直在试图控制人口，这既有城市本身承载能力的限制，也有全国一盘棋等方面的需要，毕竟上海在当时是唯一发达的商业社会，也是轻工业的中心。
紧缩城市的政策需要落实，不同的人员需要清退。
为了支边支内，上海从XXX年起，每年送出XXX人。包括工业企业、商业、知识分子。
当时，各个省份的招工工作组为了迅速招募到劳动力，在上海进行了花样繁多的宣传，承诺他们去了支内、支边的地方，“把喝牛奶当做喝开水”。“蔬菜肉食无限制供应”。“工人每人住一个单间宿舍”等等……。
当年，（此处待补充）
工业建设的需要、与紧缩城市的需要，造就了一万人的劳教人员缺口，曙霖不幸被卷入了这一批。
而逸湖他们，将是众多离沪人口汇总的另一批。
随着户籍制度的建立和社会清理的推进，失去了“顶梁柱”和经济来源、自己没有正式工作的“历史反革命家属”，即所谓的“问题家庭”，不事生产，在那个社会背景下，几乎没有让自己留下的理由。他们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他们的离开是一个必然，唯一的不确定只是，他们还能撑多久，呆多久，以什么方式，被疏散去何方。
逸湖最终撑了五个月。
从6月到11月。这五个月她在想些什么，不会有人知道了。我只能从零星的经历碎片里拼凑：爷爷思俊正在读高中，他在学校还顺利么？父亲的变故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会不会躲着他，还是会批斗他？那个暑假他做了什么？新学期开学，逸湖怎么凑上学费的？还是那个学期，思俊就已经退学了。桂芬呢？她又是什么时候从小学退学的？面对还没断奶的思贤，逸湖怎么保证他的营养？每天把他背在背上，到处找活干？帮人洗衣，帮人带孩子，帮人打扫弄堂？
作为问题分子家属，大家会不会担心跟她走得太近，会惹麻烦。
从哪天开始，街道办的人上门了，一次又一次。
爷爷没有提当时家里的具体情形。奶奶给我讲过她自己家被动员的场景，我也在好几本回忆录里读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对话。我猜，发生在逸湖家中的，不会有太大不同
里弄干部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从白天谈到深夜。有时一个人，有时两三个人。语气不凶，甚至带着笑，但意思很清楚：你应该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改造思想，去内地边疆，建设新社会。
也许逸湖还期待着丈夫能够安全归来，毕竟不论是收容所的干部、还是街坊邻居，都说劳动教养几个月，改造好了也就回来了。如果他们一家走了，曙霖回来了，该去哪里找他们啊。
也许干部们会反问逸湖，你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没有工作，留在上海，没有户口，没有粮票，你怎么活？你的孩子怎么活？
也许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逸湖的坚持，越来越难以为继。
也许干部们会描绘新社会的美好生活：那边有安置、有工作、有房住、有饭吃。
我不知道最终是什么让逸湖下定了决心，在五个月后，决定离开这已经称不上家，也并非自己家乡的上海。这只是一个伤心地。
能带走的东西不多：几床被子，几件换洗旧衣，也许还有搪瓷脸盆和铝制饭盒。不知道当时家里是否还剩下什么家具，也许能卖的都卖了，桌子、椅子、柜子、床板……是不是还有曙霖的一把算盘。卖不掉的，打好包，随铺盖一起，准备带走。
爷爷带走了一包书，有教材、有小说，有诗词歌赋……这时的他，还保留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这些书，是他过去十几年校园生活的见证，是他作为文化人的底气。
出发那天，逸湖一大早就起来了。她把屋子收拾了一遍，把地扫干净，把窗户纸上的破洞用报纸糊上。她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恐怕那时，她还是抱着希望与期待，能够回到这里、和曙霖全家团聚。
希望与期待在那个时代是最廉价而不靠谱的事物。
真正离开是在傍晚了，邻居们站在弄堂口看着。有的同情，有的冷漠，有的庆幸。没有人来送行。
逸湖抱着思贤，桂芬拎着包袱，思俊扛着行李，肩上还挂着一个面粉袋子，里面装着他所有的书，这是唯一属于他的私人财产，也是他目前最宝贵的财富。三轮车在弄堂里颠簸，车轮压过石板路，咕噜咕噜。墙上是红纸黑字的大字报："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好"。弄堂口晒太阳的老太太们，有的点了点头，有的低下了头，有的转过脸去。
三轮车拐出弄堂，上了大路。自行车铃叮叮当当，公共汽车喇叭嘟嘟地叫。逸湖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景象，想了些什么。
也许她什么都没想。想了也没有用，个人的思想是顶不重要的事物。
这一天，上海老北站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广播里轮番放着《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和《南泥湾》。在大礼堂参加完动员大会后，自愿支边支内的积极分子们，戴着各自街道、工厂送上的大红花，从一辆辆大客车上下来，和领导们一一握手道别，陆陆续续进入车站大厅，光荣出征，场面非常热烈。
火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扛着行李的人；有人被簇拥着欢笑，也有人在站外哭闹。
这份喧闹并不属于逸湖一家。没有鲜花与欢送，没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问题分子家属们，集中在北站后的一个大院里，等待积极分子们上车后，在天色渐暗后，由民警和干部们监督着，悄悄进入车站，进入属于他们的车厢。
从三轮车上卸下行李。他们在大院里找了个角落坐下。思俊站着，看着周围的人群：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脸上有有茫然的，有恐惧的，有麻木陌然的；也有不少和逸湖年纪相仿的女人，怀里抱着婴儿，手里牵着孩子。
这些人和他们一样，都是被这座城市选中，抛弃的人。
我在甘肃省档案馆公布的资料里读到：仅1958年，上海计划向甘肃安置"社会渣滓"三万至三万五千人、产业自救人员七千人，以及部分右派分子；家属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五。铁道部从11月11日起，每天从上海向甘肃开出一列专车，逢双日输送两千人，单日两千九百人。
（十六）一路向西北
他们最终被挤进了一节漆黑的闷罐车车厢。铁门从外面拉上，撞击铁框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了很久。然后是锁扣落下的声音，车轮撞击铁轨的咣当声。
这是一列临时加开的动员专列，全是闷罐车。我后来查到了这种车厢的资料。闷罐车，铁路术语里叫"棚车"，型号大概是P13，1957年由齐齐哈尔车辆厂设计生产，这本是用来运牲畜和货物的。车体漆成黑色，没有客车的大玻璃窗，只有车厢高处几个带铁栅栏的小通气窗。侧面是巨大的铁质推拉门，从外面一关，车厢就成了封闭的铁盒子。
地上铺着稻草，一节车厢塞进四五十人，好几个家庭挤在一起，每人分到的空间只够勉强平躺。有的家庭连五斗橱、铁锅、碗筷调羹、八仙桌、红木椅、甚至整张床都用草绳捆着带上了。他们觉得到了西北总还要过日子，总要用到这些日常生活必须的物什。他们不知道，残酷的现实会教会他们，生活可以被消减到怎样基础的程度，这些家具，很快也将迎来不同的命运。
资料中写道"该车型自重22.6吨，载重60吨"，我把这两个数字抄在本上，试图计算它承载的每个家庭命运的重量。
火车开动的时候，逸湖抱着思贤坐在稻草上，桂芬靠在她肩上，思俊坐在角落里，怀里抱着那个面粉袋子，没有说话。
高高的小窗外，车厢里的人看不见的地方，上海在慢慢后退。弄堂口的老太太，馄饨摊的蒸汽，路灯下飞舞的蛾子……这些东西一点一点消失，像被人用橡皮渐次擦去。
深夜，列车抵达了南京的下关码头。车头脱开，长长的列车被拆解成四段，由栈桥缓缓推上渡轮的甲板铁轨上。车停了，车厢外叮铃哐啷地金属碰撞声，车门一直关着，车厢里的人群有些骚动，有人从未坐过火车，惊恐地起身拍起了车门；有人不敢说话，惴惴不安地左顾右盼。
锅炉停了，油灯灭了，车厢里一片漆黑阴冷。十一月的长江江面上寒风凛冽，从缝隙中钻进车厢，尖着嗓子，吹哑了呼喊的人们。
在江上行了约摸半小时，车厢里沉默下来，只能听到江水一波一波撞击船体的声音。
思俊踮起脚，从钉死的小窗缝隙往外看去，阔野的江面上灯火星星点点，像另一个世界的倒影。他有没有想起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站在通扬运河的西板桥上时，看渔船灯火的日子。
那些灯火，已经离他很远了。
第一天，车厢里还算安静。各家都带着干粮，有大饼、馒头、炒面粉。逸湖把干粮分成小份，每天吃一点，不敢多吃，因为不知道路上要走多久。车上不供热食，"喝热水"是旅途中最大的战斗：列车只在某些大站停靠，有时仅十几分钟，男人们抓起热水瓶跳下车，飞奔向站台上的开水房排队，经常水还没接满，车就要开了，只能边跑边追。思俊每次停车都跳下去打水。他年轻，腿快，每次都能抢回一壶。
这天深夜，抵达徐州站。徐州站是陇海线和津浦线的交汇点，列车将在这里折向西行。
1958年冬天全中国最混乱的枢纽之一。站台上挤满了同样被下放、逃荒、或被时代洪流冲得晕头转向的人。地上全是痰迹、烟头、瓜子壳和被踩烂的报纸。广播里放着不知在给谁听的口号。动员专列在这里的侧线上“趴”了几个小时，车门开着，车厢里的人们，伴着飘进来的口号，睡的迷迷糊糊。逸湖三人也睡熟了，颠簸折腾了一天一夜，正值青年的思俊精神头好得很，睡不着，决定去打些热水，谁知道下一站又要多久才能到，这一站停的如此久，多打些热水备着总是好的。
他不曾想到，这个决定，让他在日后一遍遍回想当天，悔恨了多少年。
面粉袋子不见了。可能有人以为这是一袋粮食、一袋面粉。趁车厢里没人注意，偷了去。拿走它的人看到里面是书，不是粮食，恐怕也要气得跺脚骂人。在一个所有人都在为活下去而挣扎的年代，几本书算什么呢？
思俊愣了一下，放下打来的热水，转头上月台开始寻找。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行李，到处都是灰白色的袋子。一个，不是，有一个，也不是。他不时扯住陌生人的衣角，一路问过去。
汽笛响了，声音很尖，像一把刀划过铁板。思俊站在月台上，看着脚下那片满是痰迹和烟头的水泥地。头顶的站牌上，白底黑字写着"徐州"。站牌下挂着红色横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他没有哭，他上了车。
有些东西和那些书一起，从他心里一起被偷走了。
第二天起，气味就不行了。四十多人挤在一个铁盒子里，汗味、脚臭味混在一起。角落里放着一只木桶，用一块床单围着。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解决生理需求，对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是极大的折磨。桶随着列车晃动，有时会溢出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日子模糊了。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消失了，车厢里大部分时间是暗的，只有一盏煤油灯在晃荡中摇来摇去。有人在哭，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别人，又像是怕被听见。
路上走走停停，逢车必让，不断避让那些军车、客车、快货和“钢铁运输专列”，经常临时停靠在不知名的小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耽搁不少时间，原本三四天的路程，整整走了七天七夜。
一路往西北去，绿色越来越少，天气越来越冷。
过了开封，是大片大片的黄土地。过了洛阳，开始有山。过了西安，山越来越高，越来越秃。过了宝鸡，进入甘肃境内，袒露砂石的戈壁越来越大，"天苍苍、野茫茫，不知此去向何方"。
车厢里，有些人的衣物不够了，把行李中的衣服统统套在身上，仍然抵不住无孔不入的刺骨寒冷，不禁念叨："这地方，人可怎么活啊。"
从兰州开始，人们开始陆陆续续下车了，每个小站，会有干部挨个车厢喊名字，撒下去一些人，一些行李。列车重又启动，把这几十上百号人远远落在一片荒芜中。
终于，第七天傍晚，日落后，逸湖他们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十七）双塔
铁门被拉开的声音很响，像有人在撕一块铁皮。冷风本已在各处缝隙中侵袭着车厢里瑟瑟的人们，这下得了空，如厚重巨斧从门口猛得劈进来，重重砸在人群里。
上海的冷是潮湿而阴柔的、像吐着信子的游蛇，钻进骨头缝里。西北的冷食干燥而锋利的，像一把没有刀鞘的刀，直接捅进肺里。每一口呼吸，鼻腔里就像被砂纸刮过一般。
西北的天空也和其他地方不同，不像西藏、没有沁到心底的蓝，没有伸手可摘的低，而是一种清淡，素雅的广袤。
空，是那种真空般的空，不是什么物件也没有的空房子的空，也不是留白那种无甚似有的空，而是虚无的空，好像空间也失却了的空。
只是这虚无还有色彩，是蓝色的空，蓝色淡淡的，仿佛上色时打翻了白色颜料。这，就是西北的天空。
在西北长大的我，经常见着这虚无苍茫的天，已经习惯了。
据说在极地的雪原上走久了，总见着白茫茫一片空白，会患上雪盲症。不知看这天空久了，是否会患上空盲症？或是空茫症？眼盲了，心也茫了。
天上还有云，那云也清淡的紧，不似压城的黑云，和滚滚而来的积云也没什么亲缘关系，更遑论那艳妆浓抹的火烧云了。
是卷云，像病恹恹的蚕吐出的不合格的丝，吹弹可破；又像调皮的小孩拆开了老棉被，把里面的棉花摊开来玩；更像是位少女，轻轻地，带着娇羞走过。
小心地屏住呼吸，担心这打破了虚无的存在被你沉重的气息吹散了，吓跑了。
于是要睁大眼，用眸子摄住它，用心牵绊住它。
触不可及。
这是我记忆中，西北的天空与云。
回到1958年，这里是甘肃省古浪县的双塔站，但并没有哪怕一座塔。双塔站是兰心铁路上一个小会让站，建于1954年，最低等级的五等站。站房是几间低矮的土坯房，站台上连个遮雨的棚子都没有。
我后来查过这个地名。它来源于清雍正六年当地筑堡设防时的旧称：一说曾有两座砖塔矗立于此，一说因古浪、武威两县居民共处一村，由"双搭"演变而来。
站台外是戈壁。戈壁在这里不是黄色的、而是灰扑扑、硬邦邦的，散发着冷峻肃杀的气息。脚下的冻土踩上去像一块绵延无尽的巨大铁板。远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地平线和天空之间那条模糊的线，被风吹得抖动着。
头顶的星星亮得吓人，密密麻麻，像有人把一把碎玻璃撒在了黑绒布上。在上海，从来望不见这样的许多星星们。
当逸湖抱着思贤，带着思俊和桂芬慢慢走下车时，除了迷茫、阴霾与绝望，还会有怎样的心情？
逸湖是高邮人。高邮在里下河水网地带，出门就是水。她小时候大概每天早上推开窗，看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和雾气里若隐若现的渔船。后来她嫁到姜堰——"金姜堰，银曲塘"，苏中的富庶之地，做过钱庄的少奶奶。再后来去了上海，十里洋场，有电灯，有自来水，有弄堂口的馄饨摊。
那个坐在高邮湖边的姑娘，怎会想到有一天她会站在这样一个地方，目力所及只有无边无际的戈壁，刀砍斧凿刮得人站不住脚的寒风，和风里裹着的粗糙的沙。怀里抱着一个饿得哭不出声的婴儿，身后是一个丢了书袋的少年和一个发抖的女孩。
当地派来一辆马车，西北常见的两轮大车，车板上铺着干草，拉车的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赶车人穿黑棉袄，叼着旱烟杆，一路上没有说过一句话。
马车在土路上颠簸，四周是无边无际的荒滩，偶尔闪过几丛枯黄的骆驼刺。远处的乌鞘岭像一条灰白色的巨龙横亘在天际线上，山是秃的，只有裸露的岩石和积雪。小爷爷又呜咽起来，有气无力，像小猫。逸湖把他的头按在肩上，用手拍着他的背。她的嘴唇干裂了，裂口里渗出血丝。风太大了。
走了约摸一个小时，到了一个叫王小庄的生产队。说是"庄"，其实就十几户人家，散落在一片平坦的戈壁滩上。房子全是土坯的，颜色和地面一样，如果不冒烟，分不清哪是房子哪是地。
赶车人把他们卸在一间土坯房前，指了指门，就走了。
门是木头的，歪斜地挂在门框上，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这是老乡家腾出的一间偏房，大约十多平米。土炕，土墙，土地面。炕上铺着薄薄的苇席，裂缝里露出黄土。墙上最大的那条裂缝能伸进一根手指。窗户纸发黄了，破洞里灌进风，呜呜地响。墙角三块砖头垒起的火塘。火塘里有灰。灰是冷的。
这就是他们的新家么？
因为转运混乱，他们的行李弄丢了，没有随他们一起抵达王小庄。那天夜里，只有一床在车上铺着、随身带下来的被子，全家挤在一起，互相靠着体温取暖。思贤的小鼻涕糊在脸上，冻在嘴上，连哭都做不到。
第二天，思俊站在门口，看着眼前这片灰扑扑的戈壁滩，他大概想起了扬州中学的教室，黑板上的灰扑扑的粉笔字。
从这一天起，他必须把过去十多年学到的所有知识全都埋葬或忘却，重新学习怎么在这片草都不长的土地上活下去。
他转身走进屋子，开始生火。 火塘里的干草点着了，火苗很小，很弱，像随时会灭。但慢慢地，火苗大了，舔着那几根枯树枝，噼啪作响。屋里开始暖和了一点。逸湖把搪瓷脸盆架在火塘上，烧了点热水，给思贤擦了擦脸，他睁开眼看了她一眼，又闭上了。桂芬坐在炕角，看着火苗发呆，眼睛里映着火光，一闪一闪。
窗外是呼啸的风声，像有人在哭。 屋里有火。虽然很微小，很脆弱，但究竟是温热的、暖和的。在这片冰冷的戈壁滩上，它给了一家人一点点温暖，一点点光亮，一点点活下去的理由。
那几天，逸湖和思俊跑遍了王小庄，又跑遍了周围几个生产队。万幸的是， 三天后，他们找到了行李，被错送到了另一个生产队。行李到了房间，逸湖打开包袱，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叠好，放在炕头。她的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神圣的事。
（十八）生产队
生产队的生活是一道极其粗粝的坎，横亘在逸湖一家面前。这种日子，是他们这群在江南水乡长大、习惯了弄堂烟火气的上海人此前从未遇到过的，甚至在最荒诞的噩梦里，也不曾出现过一星半点。
当年的甘肃，贫困得就像被时光遗忘的荒原。十一月的西北，寒风如刀子般在土墙缝里尖叫。
后来爷爷讲起当地的穷，最常提到的是孩子。十二三岁的孩子，到了冬天连一条遮羞、御寒的裤子都穿不上。他们赤条条地光着身子，像受惊的小兽一样蜷缩在低矮阴暗的土房角落里。为了活命，孩子们只能死死裹着两块早已掉光了毛、散发着刺鼻膻味的破旧羊皮，扎进干燥的麦草堆里取暖。由于常年不洗澡，身上落满了灶膛烟垢与泥土，皮肤被西北的烈日和风霜皴得发亮，浑身黑得像一块块刚出窑的黑炭。
对于这群过惯了自来水日子的上海人来说，最可怕、最摧毁心理防线的，还不是饥饿与寒冷，而是一种叫“涝水”的东西。
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清澈的井水，更没有拧开就能出水的龙头。全生产队上百口人，只能靠“涝水”熬日子。所谓涝水，不过是老天爷偶尔施舍下雨时，积存在野外地势低洼处的一洼洼死水。
那是一个个巨大的、毫无遮拦的土坑，成了人和牲口命脉相连、却又令人作呕的共用之所。
清晨，长年不化的浓雾还没散去，水坑的一边，口吐白沫、满身干粪渣的耕牛正甩着尾巴，一边发出沉闷的低吼，一边将干裂的嘴唇凑进水里豪饮，甚至在饮水的当口，就旁若无人地哗哗往水坑里撒尿；而在水坑的另一边，上海来的女人们正踩着黏糊糊的烂泥，面色惨白、强忍着剧烈的干呕，小心翼翼地把搪瓷盆或木桶探进水里。
在逸湖看来，那恐怕根本不能称之为水。
那是一种浓稠的的黄褐色液体。打在桶里，水面上永远漂浮着一层散发着腥臭味的绿色藻类和粘稠的油脂。只要用树枝轻轻一搅，沉淀在底部的黑泥就会翻滚上来，里面甚至还夹杂着牛羊的羊粪蛋、腐烂的草根，以及死在水里的昆虫尸体。
烧水的时候，锅底会结出厚厚一层碱硝。逸湖一家端着这样的水，哪怕烧开了，那股混杂着动物尿骚味、泥土腥味和腐败木气的恶臭，也不会散去。每一口咽下去，都像是把西北最残酷的荒凉，生生吞进胃里。
然后是寒冷带来的冻伤。
那是凛冬里一个大寒的日子，家里的煤烧完了，他向公社借了辆驴车去黄花滩那边捡煤块。干旱的西北没有多少柴火可烧，冬季的取暖只好就地取材——譬如羊粪、牛粪。这片区域比较幸运，有煤矿。黄花滩在古浪县城东北约四十公里，腾格里沙漠的南缘。路程不远，白天走两三个小时。但他出发晚了，捡完煤块，天已经黑了。
西北的冬夜，气温骤降到零下二三十度。风从沙漠深处刮来，带着细碎的冰碴子，打在脸上像针刺。
爷爷脚上穿的，是南方的棉鞋。棉布面，薄底。在西北的冬天，这种鞋跟没穿差不多，当地人穿的是大牛皮靴，里面塞满乌拉草，脚趾头才保得住。但没有人告诉过他。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生存常识，他都只能用身体去换。
沙漠上没有地标，狂风一刮，漫天黄沙瞬间盖掉脚印。他迷路了，把希望寄托在公社的驴子能识途上。但冬夜的风搅乱了驴子的感知，把他带进了沙漠深处。
走了很久，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他以为脱掉鞋子搓一搓能暖和，可此时脚部的组织液和血液已经冻结，鞋一脱，脚在接触空气的瞬间爆发性地肿胀起来，原本紧绑的棉鞋再也套不回去了。
没得选择，他只好光着脚走。沙漠的沙子在夜里冷得像冰。
回到住处，作为南方人，他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用热水洗脚。严重冻伤的组织遇到高热，血管迅速扩张，已经坏死的毛细血管承受不住，破裂，坏疽。
就这样，原本可能只是中度的冻伤，恶化成了重度深层冻伤，两条腿上的皮、连带着肉，都开始往下掉。
刚开始那几天，蜕下皮肉的地方，开始溃烂、流脓。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连连哀号，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起作用。
他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两条腿换了一次皮。
但他终究是拉回了足够的煤块，让全家撑过了最严酷的冬季。
（十九）饥饿
要理解逸湖一家接下来的遭遇，需要先把时间往回拨几年。我花了不少精力把这条因果链理清楚——它的每一环，都恰好扣在逸湖一家，也扣在当年所有人身上。
第一环，是1953年的"统购统销"。国家垄断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农民种出的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其余全部按国家定价卖给国家。粮食市场被彻底消灭了。它的致命之处在于：征购多少，由上级下达的指标决定，而不是由实际产量决定。指标定高了，挤占的就是农民的口粮。在正常年景，这个问题还不致命。但1958年，一切都变了。
第二环，是1953年到1956年的第二次镇反肃反运动。（此处待补充）
第三环，是1957年的反右。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这场运动真正的后果不止于五十五万人的命运，而在于它给整个社会注入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不能说真话。说真话的下场，所有人都看到了。它也并不只针对知识分子，它"扩大化"到了基层干部、工人、市民身上，扩大到了和根正苗红、积极搞阶级斗争的各级领导们有不同意见的人身上。
第四环，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河南遂平县放出第一颗小麦"卫星"，亩产2105斤；几天后湖北谷城县报出4353斤；数字越报越高，最后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它有具体操作：为了迎接检查，干部们把几块田的庄稼连夜挖出来，移栽进一块"卫星田"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检查团看到一片密不透风的绿，相信了。检查团一走，那些被毁了根系的庄稼就枯死了。
与此同时，劳动力被大量抽调去炼钢、挖渠、修水库。我在县志资料里读到，1958年甘肃通渭县抽调一万七千九百人搞工业，一万八千人修引洮水利，五万人搞水土保持，反而把成熟的庄稼扔在地里，顾不上收割。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收不完地里的粮食，大量粮食烂在了地里。
第五环，是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
1958年8月人民公社化，通渭县一个月之内办起两千七百五十九个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吃饭，家里不能开火：开火就有"私"，有"私"就有"资本主义尾巴"。与此同时，大跃进时搞大炼钢铁，没有铁矿石，刚好把各家各户的铁锅等厨具强征去砸掉，用来“炼钢”，最后全部变成了一坨坨废铁渣。
最后一环，把所有环扣死：虚报与强征。
比如甘肃通渭县1958年实际粮食总产一亿一千五百多万斤，上报两亿六千多万斤，虚报两倍多；征购任务按虚报的数字定，实际入库的粮食占了真实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粮食在账面上堆积如山，在土地上烂掉，在仓库里被征走，在农民的碗里消失。
没有人敢说真话。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通渭县一千一百六十九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因为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被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因为实事求是，被揭发批判，10月29日自杀。死后还被开除党籍，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批判尸体。一个连尸体都要批判的体制里，连尸体也不敢再开口。
1959年春天，王小庄食堂的粥开始变稀了。
一开始是米少了水多了。然后米变成了高粱面，高粱面变成了麸皮，最后麸皮也没有了，只剩水里飘着几片发黄的菜叶。
公社食堂的掌勺人，每个村的食堂里都有这么一个角色，他的勺子开始有了区别。本地人来打饭，勺子往下沉一沉，多舀一点干货；上海来人来打饭，勺子抬高了，抖一抖，倒进碗里的基本是清汤。
1959年冬天，情况急剧恶化。甘肃严重缺粮的七个县里，就有古浪隔壁的武威。通渭县一百六十二个大队中，一百零二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的地方社员四十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树皮充饥。定西地委书记在电话会议上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
在王小庄，逸湖开始拿从上海带来的东西去换吃的。一件旧衣服换两斤土豆，一条围巾换一碗麸皮，一块手表换半袋高粱面。带来的东西很快换完了。
小爷爷两三岁，正是要吃东西的年纪。逸湖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嚼碎了喂给他，自己吃树皮、吃野菜。她的脸肿了，腿也肿了，但她不敢停——她一停，怀里那个小生命就没有了。
姑奶奶十三四岁，也开始浮肿。但她不说。她每天跟着大人下地，回来还要帮母亲照顾弟弟。她已经学会了不抱怨。
后来我才明白，"学会不抱怨"这五个字意味着什么。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在最该撒娇喊饿的年纪，学会了把饿咽回去。这种本事一旦学会，就再也忘不掉了——我认识的姑奶奶，一辈子没有跟任何人抱怨过任何事。
评工分时，本地壮劳力一天十个工分，上海来的人只能拿五六个。理由很简单：你不会干。你割麦子比别人慢一半，挑水比别人少一半，赶车还会翻。工分少，分的粮就少。那些本地人大多也是穷人，他们对上海人的情感很复杂：一面觉得他们"洋气、懂文化"，一面又觉得他们"有问题"、低人一等。
爷爷后来说过："在那边，你不敢跟人吵架。因为你吵不赢。你一吵架，人家就说你是阶级敌人闹事。"
周围开始死人了。
先是隔壁村的一个老太太，饿死在炕上，几天后才被发现。然后是同村的一个小孩，吃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草，第二天就没气了。再后来，一起从上海来的那户姓陈的人家，男的——一个中学教师——在一天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妻子第二天早上发现丈夫不见了，哭了一阵，擦干眼泪，继续带着孩子下地。
这些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县志会记下入库的粮食数字，记下被批判的干部名单，但不会记下一个饿死在炕上的老太太，一个吃错野草的孩子，一个消失在夜里的中学教师。他们像水渗进沙子，连痕迹都没有。我之所以把他们写在这里，是因为如果连我也不写，他们就彻底不存在了。
逸湖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她的孩子们也会成为那些无声无息消失的人。
我手头有一份甘肃省档案馆的文件，编号甘发[65]347号，是1965年中共甘肃省委向中央报送的《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份文件是事件发生五年以后写的，记录了甘肃省通渭县在1959年到1961年间发生的事："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古浪和通渭同属河西走廊，相距不过几百公里。通渭的惨烈程度在全国排在前列——饿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1] 古浪也许没有到那个地步，但从这份报告里，对当时整个甘肃、乃至全国饥荒的严重程度，可窥一斑。
（二十）砖瓦厂
大跃进有一条不太被人提起的支线：全民办工业。
1958年，中央提出"全党全民办工业"，各地农村大办"小、土、群"——小高炉、土法上马、群众运动。到年底，投入各类工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六千万。人民公社拥有极大的调拨权，可以在队与队之间"平均分配"财产和劳力。
砖瓦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每个公社都要办工业，都要有"成绩"向上汇报。烧砖最容易上手：原料是土，燃料是煤，技术含量低。公社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圈一块地，建一座土窑，从各生产队抽人，砖瓦厂就开张了。
逸湖一家是冬闲时到达王小庄的。来年开春，就是他们学着开始下地种田的时节。思俊才刚学会干农活没几个月，正在逐渐接受成为一个农民时，又收到了通知，离开了土地。
爷爷没有说他为什么被调去了砖瓦厂，或者可能，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只能推测。公社调人，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长，是因为你"适合"被调。什么叫"适合"？就是有人觉得你多余，或者碍眼。爷爷在生产队里，是一个不大会干农活的上海青年，赶车畜生不肯听他的，打场跟不上节奏，割麦子也比别人慢，每年挣上五六个公分，在全队里吊车尾，又背着"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在队长眼里，他无疑是一个包袱，放在队里碍眼。
砖瓦厂需要人，而砖瓦厂那种极苦极累的活，本地根正苗红的农民不愿去干。谁去？当然是“问题人员”去，“阶级敌人”去。
砖瓦厂是什么样的：一座土窑，矮矮的烟囱，冒出的烟在戈壁的风里很快被吹散。窑的周围是露天的场地，堆着一排一排的砖坯，像一排排没有墓碑的坟。
工人二三十个，大部分是像爷爷这样的人问题人员：上海来的下放户，本地的"地主子女"，因为说错一句话被扣了帽子的农民，各种公社里自己判处的坏分子和现反分子（即现行反革命）……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问谁的来历。在那个年代，打听别人的来历是危险的。
但沉默并不意味着没有交流。我想象过那样的夜晚：二三十个男人挤在一间土坯房里，躺在土炕上。外面是戈壁的风声。屋里是黑的。有人翻身，有人咳嗽，有人在叹气。
那声叹息，就是所有人的语言。
思俊在砖瓦厂，大概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制砖的工序，我在一本关于西北农村工业的资料里读到过：挖土，和泥，脱坯，晾干，装窑，烧窑，出窑。
第一步挖土。黄土层很厚，要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出来。挖出来的土不能直接用，要挑拣出里面的石子和草根。
第二步和泥。把土堆成一个圈，往中间倒水，然后用脚踩。踩泥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泥要踩到不粘手、不散开的程度，才能放进砖模里。踩不好，烧出来的砖会裂。
第三步脱坯。把和好的泥填进木头模子里，用刮板刮平，然后把模子提起来，一块砖坯就成了。一块砖模两格，每格大约三斤重的湿泥。一天下来，一个熟练的工人能脱三四百块砖坯。
第四步晾干。在西北的干燥气候下，两三天就行了。但晾干的砖坯很脆，搬运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一块碎了，就要重做。
第五步装窑。把干透的砖坯一块一块码进窑里。码砖是个技术活，要留出火道，让热气均匀地流过每一块砖。码不好，烧出来的砖有的生有的焦，就是废品。
第六步烧窑。窑要烧一到两天，温度要控制好。烧过了，砖会变形；烧不到，砖不结实。
第七步出窑。窑烧完以后，要等它慢慢冷却。但窑里面还有几十度的高温。工人们要钻进去，把烧好的砖一块一块搬出来。刚出窑的砖头带着滚烫的温度，直接码放在肩膀和后背上。没有手套，没有防护服。手上的皮很快就烫出了水泡，水泡破了，结了痂，再烫出新的水泡。
爷爷的手，就这样慢慢变成了一双干活的手。 他的右手上，在茧子之间，一直留有一大块烫伤的皮肤，具有和其他部分的皮肤完全不同的颜色与质感，粉白而凸出，一直没有好彻底，时不时就会溃烂，要再抹上药，就这样折磨了他几十年。直到近些年，他病的只能躺在床上，这块皮，却奇迹般的好了，重又变得婴儿般细嫩。
砖瓦厂再苦再累，有一个好处可以抵得上一切劳累：粮食配给。
我必须停下来专门讲这件事，因为它是理解后来一切的钥匙。
在生产队里种地，你挣的工分决定了你能分到多少粮食。砖瓦厂是社办企业，粮食配给走的是另一条线。公社为了让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不倒下"，给工人配的定量比纯种地的农民稍微多一点点。[5] 虽然只不过每天多喝一碗稀汤，多啃半个窝头。在正常年代，这点差别不值一提。但在1959到1961年，这一碗稀汤、半个窝窝头，就是活和死的区别。
在饥荒年代，干最苦的活的人，有时反而比干轻松活的人更容易活下来。因为国家需要你活着，会给你一口饭吃。
我在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很多关于这种"用苦力换口粮"的描述。在甘肃的煤矿里，在新疆的建设兵团里，在东北的林场里，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被发配到最苦最累的地方，但他们活了下来，因为他们有固定的粮食配给。而那些留在村里的、留在生产队里的人，反而死得更多。
爷爷在砖瓦厂，属于"有用"的人。你必须吃更多的苦，去换活命的机会。苦和活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如果他没有被调去砖瓦厂，而是留在生产队里？逸湖一家四口人，大概率会有人死在1960年的冬天。
天不亮起来，去窑上干活。中午吃玉米面窝头或高粱糊糊。下午继续干，干到天黑。回来喝碗汤，躺在炕上，浑身酸疼，肩膀上被砖磨破的地方火辣辣的。但很快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第二天，继续重复。
砖瓦厂对爷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个监狱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他不能选择不去，不能选择离开。他的身体属于公社，他的口粮由别人决定。但它也是一个庇护所。在那个所有人都在挨饿、谁都不敢说真话、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无声消失的冬天，砖瓦厂给了他一个理由，让他每天早上醒来还有力气站起来：干完今天的活，就能吃到今天的饭。
这种单调的重复，反而保护了爷爷，让人可以不需要思考，只面对当下。
他的手，从握笔的手，变成了握锄头的手，再变成了搬砖的手。这双手，是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二十一）逃离
而就在爷爷靠砖瓦厂额外的供应维持生命的时，逸湖他们在生产队里，恐怕正在一天天肿起来。
同一种饥饿，在相隔两千多公里的两个省份，从东南到西北，先后爬上了一对夫妻的身体。
在福建的竹林里，它已经攀上了曙霖的双腿；在甘肃的旱塬上，它正在逸湖的脚踝处徘徊。
逸湖知道，要想活下去，她必须逃。
要理解逸湖的"走"有多难，得先理解她在法律上的身份与境况。
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主要是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实现的。
1950年8月，以"搞好社会治安,保障安全"为主要目的,公安部内部发布《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通过建立户籍等工作方式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监控。同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肯定了户籍工作"对于我们保护人民利益，发现和控制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均有好处"。
1958年1月9月，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城乡二元户籍隔绝制度正式确立。
公民除就业、升学、工作调动等可以迁居以外，一般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尤其是对农村迁往城市、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控制更为严格。《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入迁出手续。这实际上在农村和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
最终在1975年修订的宪法中，彻底删掉了1954年中国宪法中关于“居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内容，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逸湖从上海被动员去甘肃时，已经在派出所注销了上海户口，换回一张薄薄的"户口迁移证"。那张纸就像一张判决书：判你离开上海，判你不能再回来。如果想合法地回去，她需要先在上海找到接收单位，拿到准迁手续，再在甘肃办理迁出。对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属"，每一步都是不可能的。
绝大多数离开的人，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宣传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改变西北面貌"，许多上海人天真地以为，吃两三年苦，等西北建设好了，就能"光荣凯旋"。他们无法预料，这一去是二十多年，甚至是永远。
逸湖大概也这么以为过。等丈夫的问题解决了，等运动过去了，就回上海。但一两年过去了，丈夫没有回来，运动没有过去，而孩子们的口粮越来越少。
但逃也不是说逃就能逃的。没有介绍信，买不到火车票；没有票，进不了站；进了站上了车，还有查票员；查到了，送收容遣送站，再遣返原籍。从甘肃到上海，兰州、西安、郑州、徐州、南京……每一道关卡都可能被拦下。
逸湖最终是怎么带着两个孩子逃走的？
我猜，介绍信可能是爷爷搞到的。
砖瓦厂是社办企业，有公章。工人出差采购，凭介绍信买火车票。我不知道爷爷是怎么弄到那张介绍信的，也许是跟厂里的干部说了什么好话，也许是借着去兰州办事的机会，也许趁办公室没人时偷偷盖了章。这些细节他依旧绝口不提。
在那个年代，私用公章是非常严重的事，轻则批斗，重则劳教。经历了父亲的劳教和全家的下放，爷爷比任何人都清楚，"违规"两个字在这个体制里意味着什么。
那张盖着砖瓦厂红章的薄纸，是他能为保住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生命做的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事。他可能用这张介绍信买了两张到兰州的成人票，准备各自带上一个孩子。凭信票只能买到兰州，从兰州再往东，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了。剩下的路，要靠逸湖自己。
爷爷向人借了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钱，又去砖瓦厂的食堂找伙食管理员央求了一些干粮，炒面、饼子、窝头……不敢带任何行李，以免引起怀疑。
告别的那个晚上，没有人讲过。我只能试着想象。
也许是在王小庄那间土坯房里。思贤睡着了，桂芬躺在炕上假寐。逸湖坐在炕沿上，爷爷坐在门口。一盏油灯，灯光很暗，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比人大好几倍。风从墙缝里灌进来，灯火一晃一晃。
他们大概没有说太多话。在那个年代，告别是一件很安静的事。不能哭得太大声，因为隔壁有人；不能说太多话，因为隔墙有耳。
逸湖大概想说很多话。她想说，对不起，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她想说，你要好好活着。她想说，等我到了上海，想办法把你也接过去。她想说，你父亲还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团聚……她想说的太多。
第二天天不亮，逸湖就起来了。她把屋子收拾了一遍，把地扫干净，把窗户纸上的破洞用报纸糊上。
我意识到，这是她两年里第二次在天亮前收拾一间她再也不会回来的屋子。上一次是在上海的弄堂里，这一次是在古浪的戈壁上。她从一间里被赶出去，从另一间里逃出去，都是为了活下去。
兰州站的广场上，逸湖抱着思贤，桂芬紧紧拽着她的衣角，他们趁人多挤上了一列东去的列车。也许他们最终都在一节车厢的角落，把思贤放在地上，用一块破布盖着，告诉桂芬：不要说话，不要动，有人来了就低头。当查票员的鞋子在过道上一步一步走近时，她把思贤塞进座位底下，自己和女儿缩成一团，用包袱挡着脸，屏住呼吸。下一站，换个地方，再来一遍。
两岁多的思贤饿了哭、困了哭、怕了哭，她赶紧嚼碎了干粮塞进他嘴里，用手捂着他的嘴："别哭，别哭，不能哭。"
中间到了站也不敢下车，下了车，可能就再也上不来了。三天，四天，也许更久，火车在旷野中走走停停。窗外的颜色又从黄变绿，从戈壁变成平原，空气越来越湿润。逸湖大概看着窗外的绿色，仿佛两年前的那七天七夜再眼前又倒放了一遍。她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她。
一路向东。
（二十二）一个人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走后，只剩爷爷一个人了。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天去砖瓦厂干活，喝那碗稀汤、啃那个窝头。
砖瓦厂虽苦，但靠近镇子，有固定口粮，有相对安稳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总归不会是常态。
后来，爷爷调离了砖瓦厂，被安排去修路。各种水利工程上马，需要先修通能够运输建材与设备的公路。 那段时间他在曹家湖水库的工地上修路，每天用铁锤把大石头砸碎，用筐子抬到路基上。一天傍晚收工后，他一个人往回走。土路，两边是荒滩和灌木丛，天黑得很快。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听到身后有声音。回头一看，黑暗中有几对绿幽幽的眼睛。 漆黑的夜里，不只是狼还是野狗。那些因为饥荒而四处游荡的野兽们，早已不怕人了。它们成群结队，在黑暗中追逐落单的人。
他加快脚步，那几只绿眼睛也加快。他开始跑，绿眼睛们也开始跑。这一望无际的荒滩上，竟让他看到一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他拼命跑到树下，手脚并用地爬上去，爬到离地两米来高的地方。绿眼睛们在树下围成一圈，仰着头，狂吠，跳跃，咬他的裤腿。
他在树上躲了一整夜。风很大，树枝摇摇晃晃，他死死抱着树干。手指冻僵了，他不敢搓，怕一松手就掉下去。绿眼睛们在树下守着，轮流睡觉，轮流叫唤，像一群耐心的猎人。
直到天蒙蒙亮，远处传来鸡叫，绿眼睛们的眼睛也褪了色，这才悻悻散去。他从树上下来时，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摔在地上，爬了半天才站起来。他一步一步走回住处，推开门，倒在炕上，睡了整整一天。
修完路，他又被调去了大峩煤矿。那应该是三线建设的日子。当时为应对国际局势，西北祁连山脉、腾格里沙漠边缘大搞战备建设，急需煤炭，各公社县城"大办小煤窑"。
大峩煤矿在祁连山深处。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勉强能走马车的土路，从镇上进矿要走大半天。没有机械化设备，全靠人工；矿洞用木头支撑，塌方是家常便饭；瓦斯没有检测设备，全靠老矿工用鼻子闻。
幸运的是，爷爷在矿上担任了伙食管理员。这个岗位表面比下井安全太多。爷爷依然在这里选择了沉默，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也许是他的学历，他能看懂数字会算账，去采购物资能替矿上省钱。
他在这里学会了骑马。有一次骑一匹灰马，马受了惊，差点把他甩下悬崖。他死死抓住缰绳，身子几乎横了过来，脚蹬在岩壁上，硬是把自己拉了回来。
还有一次，他牵着砖瓦厂的一匹老马去河边饮水，回程时，老马低着头，慢慢悠悠地拖在后面。火车的汽笛声传来，越来越近，思俊回头看，老马竟没有任何反应，依旧自顾自走在铁轨上，兴许是它太老了，耳朵不好使了。他慌忙转身向老马跑去，希望赶在火车前拉住它的缰绳。
他当然没有跑过火车，火车没有一点阻碍地撞开了老马，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向前兀自驶去。
老马破碎的身躯躺在铁轨旁，也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愿意讲这个故事，也许他在讲述的，不只是老马。
因为没过多久，他便收到了父亲的死讯。
据爷爷说，那是1960年，因为闽北农场不知道曙霖的家属已被发配到大西北，死亡通知书寄到了上海，由上海的亲戚收到，又辗转写信，找到了爷爷。
等那封信终于到他手里时，曙霖已经死去不少日子了。直到现在，爷爷都不知道曙霖的忌日、到底是哪一天。
我不知道那一刻，爷爷有没有流泪、有没有痛哭。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把缰绳上的灼痕攥在手心里，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第二天，继续去砖瓦厂干活。
他写信把死讯告诉了已经身在安徽的逸湖。
我也不知道逸湖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反应。从高邮到姜堰，从姜堰到上海，从上海到甘肃，从甘肃逃回上海，再从上海到安徽……她走了这么远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就是为了活下来，为了让孩子们活下来。她做到了，但这一切，他再也看不到了。
（二十三）一锅莲花菜
就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爷爷认识了奶奶。
奶奶也来自上海，随她的母亲跟着那波"支边"的浪潮从上海来到甘肃，在镇上的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
我问过爷爷，你是怎么认识奶奶的。他说，就是在街上转悠的时候碰到的。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家属，怎么会在街上随便转悠搭讪别人呢？
我看过爷爷年轻时的照片，那真是十里八乡的俊后生，鼻梁高挺，带点鹰钩，脸庞瘦削，，剑眉星目，眼神坚毅。
所以，在我的想象里，那更应该是一个“老乡见老乡”的浪漫故事。某一天，思俊去镇上采买物资，走近了供销社的商店。也许，是奶奶的口音让他倍感熟悉，听出了久违的乡音。而奶奶望着这俊俏的脸孔、结识的臂膀，便也半推半就地和爷爷熟悉起来。
不，显然我太过浪漫主义了。
因为后来辗转拼凑出了当时的真相，无比现实。
奶奶的父亲，在上海得了肺痨、三十出头就早早去世了。奶奶的母亲，带着她孤儿寡母在上海生活不下去，听信了宣传，主动报名支边支内，希望来到大西北讨生活。
好消息是，因为有一定文化，奶奶得以留在镇上做了营业员，有工资、有口粮。没有被那场巨大的灾荒风暴席卷到。而奶奶的母亲，不知通过什么方式，也许是自告奋勇，说自己曾经在上海做过厨师，成为了XX庄公社食堂的厨子与管理员。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能吃饱饭，或至少不用过于挨饿。
吃饭不是问题了，她才有空思考，在这荒凉的大西北，孤儿寡母怎么活下去。
家里得有个男人啊，还得留着回去的机会啊。
奶奶的母亲找人帮忙留意周边的年轻人，给女儿看个说个媒。
其实一开始找爷爷的是另一家上海人，但她家里兄弟姊妹太多，爷爷担心负担太重。
奶奶那也有不少媒人介绍来的十里八乡的年轻上海后生。
最后他们还是互相选了，家里都没什么负担的爷爷和奶奶。
爷爷孤身一人在甘肃，奶奶只有一个嬢要养。
1962年年底，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与调整，各地开始逐渐走出饥荒带来的影响。
爷爷和奶奶在寒冬腊月结为伴侣。没有彩礼没有仪式，爷爷连条厚裤子都没有，穿着单裤，披着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衣，两人骑自行车去人民公社领了结婚证，回来托关系在食堂吃了一锅没有油水的煮莲花菜，这就算是婚礼了。
（二十四）石棺椁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文化大革命爆发。
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大字报贴满每一面墙。红卫兵冲进寺庙砸佛像，冲进图书馆烧书，冲进私人家中抄家。任何人，只要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就可以被批斗、殴打、关押，甚至处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在囚禁中病死；元帅彭德怀被批斗致死；老舍投湖；傅雷与妻子双双自缢。这些是名字被记住的人。更多的人，名字没有被记住。
文革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至今没有确切数字。官方承认它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从未给出完整的统计。又一次，最庞大的苦难，恰恰是最没有记载的苦难。
文革在高层是政治斗争——谁上台，谁下台。在基层，它是全民参与的暴力——邻居揭发邻居，学生批斗老师，子女和父母"划清界限"。在甘肃古浪这样的小县城，没有大学，没有报纸，没有文化界，"阶级斗争"针对的是最底层的人：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在1957年就戴上了帽子，在饥荒中干了最苦的活，现在又被从角落里拖出来，再次成为批斗的对象。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场新的运动。这是同一条锁链的又一环。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阶段的打击不是随机的红卫兵暴力，而是有组织、有名单、有档案地清查每一个单位内部的"阶级敌人"。
爷爷的名字，就在那份名单上。罪名只有一条：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哪怕这是一个已经死了八年的人。
关于爷爷在那场运动里的遭遇，他的口述记录里只有两句话："造反派将他抓去，连续三天三夜进行批斗，期间完全不准他合眼睡觉。"
奶奶补了一句："不是打你，是不让你睡。"
这种手段，民间俗称"熬鹰"，官方叫"连续作战"或"连轴转"。我在傅雷的文革档案研究里也读到过同类记录。它的操作是这样的：造反派安排几班人马轮流换班，三班倒；批斗室里点亮几盏大功率的裸露灯泡，直射受审者的眼睛；每当受审者眼皮垂下或身体摇晃，就用冷水泼脸，用针刺，或用铜锣在耳边猛砸。人超过四十八小时不睡，大脑会出现幻觉，听力下降，大小便失禁。三天三夜，七十二小时，人会处于半疯狂状态——造反派正是利用这种生理极限，逼受审者在伪造的"认罪书"上签字。
以下的细节，一半来自奶奶的转述，一半来自我读到的同类档案。我把它们叠放在一起，像把两张底片叠在一起冲洗。
第一天。强光直射着爷爷的眼睛，亮到眼前只剩一片白茫茫的光幕。他看不清审讯者的脸，只听到声音，一个接一个，像永远不会停的雨点。问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你父亲在上海干了什么？他说过什么话？你和谁联系过？
他回答：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不信。
第二天。他的身体像灌了铅，每一块肌肉都在叫喊着要休息。每当眼皮垂下，冷水就泼在脸上。水很冷，冰得他打一个激灵，短暂清醒。然后又是那盏灯，又是那些问题。他开始出现幻觉：墙上的标语在蠕动，桌上的茶杯在跳舞。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看，没有人。
第三天。他已经分不清白天和黑夜。造反派换了策略，不再问问题，轮流走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骂他的父亲，骂他的母亲，骂他的祖宗。有人在他耳边猛敲铜锣，声音像一把锤子，直接砸在脑壳上。
三天三夜。他没有承认任何事情，也没有交代任何言论。
那具石棺椁，经过十几年的雕刻与打磨，在这一刻终于浇筑成型。
他变得严厉、古板，甚至有些冷酷。他不再提及自己的过去，甚至面对奶奶也是如此。他几乎不说话了，他把自己关进一座无形的监狱，也是他自我保护的城堡，几十年如一日。
他不再信任任何的承诺、哪怕是白纸黑字的文件。他只信任数字，账簿上的数字，工分上的数字，工资条上的数字。数字不会骗人，不会突然翻脸，不会在半夜把你抓走。一个伙食管理员的账本，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敢于托付的东西。
奶奶总结说，唯一的活法就是：“闭紧嘴巴，埋头做饭、养孩子，一个字都不能乱说。”
1976年，一切又改变了。三位国家领导人陆续离世。10月，"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但"结束"的是官方的运动。而那些被剥夺的尊严，被扭曲的信任，被封存的棺椁，并不会因为一份文件的下发就消失。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1979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展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一顶一顶被摘掉。
曙霖的案子也被重新审查了。结论是八个字：原判不当，予以纠正。
我不知道审查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也许是一个工作组翻开了曙霖的档案，看到那张薄薄的判决书，在旁边盖了一个章。也许他们什么都没看，只是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上打了一个勾。
一个死了十九年的人，被"纠正"了，从人民的敌人、重新成为了人民，死去的人民。
为了这八个字，
一个人等了一辈子直到死去，一个家庭等了二十一年直到永远分离。
一个少年高材生，失去了进入大学的机会，变成了种地的农民、做苦力的小工。
一个女孩就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成为了不识字的半文盲。
这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还有千千万万。
我不知道爷爷收到平反通知时是什么反应。也许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是把那张纸看了看，折好，和票据、账簿放在一起，锁进抽屉。
我也不知道，爷爷是从哪一年开始在除夕研墨、润笔、写信、烧纸。我相信更可能是在1979年后，因为只有在那以后，"先父 曹曙霖（收）"这几个字，才能安全地写在一个信封上；只有在那以后，曙霖才从阶级敌人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只有在那以后，想念一个死去的父亲，才重新成为一件被允许的事。
从1958年到1979年，二十一年。
从上海到甘肃，从生产队到砖瓦厂，从饥荒到文革……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一个有父亲的孩子，变成了孩子们的父亲。